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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杨联陞是继伯希和之后享誉国际汉学界的学术警察，不仅亲历了20世纪汉学界从欧洲向美国的转向，而且为战后崛起的美国汉学(中国学)研究把关。有意思的是，他个人的学术之途恰与大趋势逆向，从社会科学转向中国文史之学，再转向欧洲汉学的立场，教洋人读书，以学术批评引导和纠正国际汉学研究的趋向与弊病。其论学主张“深入中国文献的内部而尽其曲折”，强调解读本事与寻绎本意。这对于迫切渴望在国际学术界谋得一席之地的中国文史之学而言，不无启迪。 关 键 词：杨联陞 汉学界 学术批评 本意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安东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史之学，经历近代学术转承的蜕变之后，在逐渐形成一套新学术规范的同时，也出现多元化发展的形态与趋势。古今中外的众多学说与流派，不论其原为中西学的“主干”抑或“旁支”，均能在全国学术阵营中拥有一席之地，颇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气象。 这对于学术新进而言，也难免有一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苦恼，不知如何适从。受此影响，后学新进在最初窥测学术领域之际，由于不明中西学的渊源门径，往往喜欢新说，追逐巧径，不仅常采用后设、外来的框架和系统条理中国固有材料，而且热衷参与耸人听闻的热点问题、学界大论战的讨论。他们日后一旦得窥学术大道，辄捐弃故技，成为引领中国文史之学潮流的学术大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杨联陞。 出身于清华大学的杨联陞(1914-1990)，先是师从陶希圣、陈寅恪等学人，由经济学转向中国文史之学。其后，他赴美国求学，又转向欧洲汉学的立场，活跃于二战后的国际汉学界，被誉为伯希和之后唯一能担当国际汉学警察的学者。杨联陞因缘际会，既亲眼见证了二战前后的国际汉学界重心与做法转移的进程，又亲身参与了美国的汉学(中国学)研究的转折过程。他屡屡撰文评介海内外学人的中国文史论著，并为美国学术同人的研究把关，不仅以“媒介”的身份将中国文史之学的优良传统引向海外，而且能够沟通域外汉学界，为提升战后海外汉学界的整体水准作出了重要贡献①。 一、转向汉学立场 1945年9月10日，身处美国的杨联陞获悉胡适即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遂去函祝贺，一方面为中国学界的前途道喜，另一方面则提出整顿战后史学界的方针： 我觉得中国的史学界需要热诚的合作跟公正的批评。到现在为止，多数的史学同志，似乎偏于闭门造车。谁在那儿研究什么，别人简直不清楚。在同一机关里的人还好一点儿，离开远一点儿的人就连影儿都不知道了。学术界的发现发明，似乎不必像原子炸弹一样的“只此一家”……中国需要很多像伯希和一类的“汉学界的警察”。② 杨联陞表示，在战后学术重建的问题上，其愿意惟胡适马首是瞻，且甘愿做冲锋陷阵的马前卒。他直接针对的对象，即是战后乱象纷呈的中国学术界。之所以有此抱负，主要还在于杨联陞经过长期的学术训练，个人的学术训练转向早年欧洲汉学的立场，成为“十八般武艺件件稀松”的“杂家”(引者注：杨对欧洲汉学者的戏称)，“很想利用这个杂劲儿多交几个朋友，在学术界作一名‘联络兵’”③。虽然他故作谦词，但是明眼人不难发觉其志向何等远大。 值得玩味的是，杨联陞赴美留学的初衷，本是向西方新兴的社会科学化的史学方法取经，却最终回到欧洲汉学的旧立场，其间缘由耐人寻味。 1933年，杨联陞同时报考了清华大学经济系和北京大学国文系，虽然获得两校的录取，但是听从了家人意见，以为“经济切实”，遂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在清华大学期间，他修完了经济系的必修课程，也具备了社会科学训练的基本素养。除此之外，由于个人的兴趣爱好，他比较多选修中国文史的课程。 杨联陞走上文史之学的道路，最初深受历史系陶希圣等学者的影响，故偏重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问题。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在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的影响下，陶希圣等人以《食货》半月刊为中心，组建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营。由于陶希圣和《食货》同仁的影响，杨联陞开始走向中国经济史研究，并为《食货》撰写文章。多年后，杨联陞屡次提及陶希圣与《食货》同仁对他学术研究的引导之功④。在晚年回忆中，他直言：“陶师与《食货》诸君，对联陞皆有影响，经济史之转向，实发于此。”⑤ 大论战背景下开展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往往好谈中国社会性质等大问题。尽管杨联陞批评他人不重史实而重概念，其实自身也难免流俗。1935年，他在选修陶希圣的课程时完成的《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一文，刊于《食货》。该文提到汉代农民身份问题，“妄用奴隶社会一词”，后来遭到日本学者指摘。1984年，杨联陞在讲演中对此事直认不讳，却又辩称：在1936年《清华学报》(第4期)上撰写的《东汉的豪族》，“已引‘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试证其时奴婢[不自由人]不如徒附[半自由人，包括客与略后之部曲]之多，可能相差十倍，已经不再用奴隶社会这一类的模糊概念。奴与客的比例要实事求是，不应用框框乱套”⑥。这一番辩白，意在说明他在大学时已意识到历史研究不要轻易套用概念。 这一转变应与他大学时代的另一位恩师陈寅恪有关。根据他早年论文与晚年回忆来看，事实可能是：他进入经济史研究的引路人是陶希圣为首的《食货》同仁，但在选修了陈寅恪的“隋唐史”后，受益甚大，治学取向逐渐向陈靠拢，最终在陈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写作⑦。 尽管杨联陞对陶、陈二人始终未作直接评判，但是综合来看，他在治学领域上较多受陶希圣影响，而在研究取向上则更多得到陈寅恪的指正与熏陶。杨联陞的弟子也曾撰文称：“早年在清华时期，他已从陈寅恪治隋唐经济史，毕业论文(关于中唐的税制)便是在陈的指导下完成的。他的专业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因此也接受了陶希圣以礼会科学治史的主张。”⑧实际上，杨联陞大概先接触陶希圣以社会科学治史的主张，而后逐渐接受了陈寅恪的学术主张。 以社会科学方法研治中国文史之学，有助于跳出中国既定思维的一些窠臼，时有意外的惊喜与斩获。不过，等而下之的研究者难免用外来或后出概念简单地框套中国史事。这种学术乱象在美国新史学传入中国之初比较盛行。对于此类学术现象，陈寅恪时有直接或间接地提出尖锐的批评。1931年5月，他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的演讲中说：自然科学尚处于“聊胜于无”的境地，“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⑨。换言之，他认为当时中国文史之学的现状，要么缺乏统系，而稍具统系的研究则往往滥用外来或后出的概念。 因此，陈寅恪对杨联陞在《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文中用“奴隶社会”概念的做法，同样持反对意见。 在清华大学的后期，杨联陞与陈寅恪过从甚密，获益匪浅。据称，他在课内和课外向陈寅恪请益很多，在课前“每得在教员休息室侍谈，课后往往步送先生回寓，亦当造寓晋谒”⑩。此外，他也得到被陈寅恪赞誉有加的张荫麟的赏识，“常去其家”(11)。听闻高论之余，杨联陞结识了周一良(时读燕大)、俞大纲等同辈学子，并与周一良奠定了友谊。此后，杨周二人在北京谈学论道，又同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两人的博士论文题目虽然差异明显，风格与路数却相当一致。学院化进程中的近代中国学术转型，许多真正的师承授受往往不限于校园内外，早年的周一良一直被认定为陈寅恪学问的继承者。因此，杨联陞与周一良相似的治学风格与友谊，可以佐证陈寅恪对杨联陞学术取向的深刻影响。 此外，以“教外别传”自居于陈门弟子的唐长孺对西晋占田制的考释，与杨联陞在博士论文《〈晋书·食货志〉译注》中的注释一致，屡被学者提及，以为学术巧缘。事实上，具有同等学识的学者，用同样方法研究同一材料，结论往往相同(如陈垣与伯希和关于元代也里可温教入华史实的考证)，早已成为学界美谈。如果从陈寅恪治学方法的传承而言，唐自承陈门“教外别传”，杨曾亲炙于陈门，两人关于“占田制”得出同解的这个巧合，就不是偶然，而为当然。 “七七事变”之后，在钱稻孙和贾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的帮助下，杨联陞赴哈佛大学攻读学位。受钱、贾二人的影响，杨联陞在日语、英语、法语方面得到提升(12)。贾德纳的博士论文是《清史稿康熙本纪译注》，仍是早年欧洲汉学一脉的做法。当时，哈佛大学的汉学研究大概仍在这种学术风气的笼罩之下。这也影响到杨联陞的论文选题。 1943年10月26日，杨联陞致函胡适讨论自己的论文选题：“系里的规定是以翻译为主。可是很难找适当的材料。想译《宋史》〈食货志〉的一部分，全译太长又似乎没有意思。您想自汉至宋的史料之中，有什么相当重要而不甚难译义不甚长的东西吗？(比方《徽宗纪》，要译注好了很有意思，可是似乎头绪太纷繁了。”(13)胡适曾推荐《颜氏家训》，但杨以为已经有人译过，又曾对《陆贾新语》及曹操传、诸葛亮传有过尝试。“后来忽然想起一段简短而自成片断的文字，就是《晋书》〈食货志〉，同Ware、Elisséeff商量，都觉得还可以，暂时就算定了。译注之外，加一两章引论，讲《晋书》本身同几个经济史上的重要问题。”(14)尽管余英时认为杨所接受的西方汉学主要是在技术的层面，真正继承并发扬的是20世纪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文史研究传统，但正是通过对《晋书·食货志》的译注，杨联陞在治学方面与法同汉学正式接轨。 杨联陞学业有成之际，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受战争影响，汉学界也进入失范的状态。杨联陞目睹学界乱象，有心学习伯希和以汉学警察扭转学风的前例，从1940年起的十年，用力打入西洋汉学界(15)。素来重视北大出身与“正统”学风的傅斯年，也认为杨联陞可由北京大学或历史语言研究所拉拢，加入抗战后振兴北大学术的人才阵营(16)。美国学者贾德纳引领他拜会学界老辈时，“每以汉学界前十名相期”。1951年，杨联陞旅欧拜会欧洲汉学前辈，“颇为各国汉学耆宿所重，法国戴老(戴密微)曾以少年辈第一人相许”(17)。正如前引杨联陞致胡适的贺信，他“最初的目标，不仅是美国的中国学界，而包括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学术界”(18)。然而事与愿违，杨没有能够回国实现他的志业，却在美国一留再留，最终成为旅美华人学者，将他对中国学界的抱负贡献给二战后的国际汉学界，尤其是在美国兴起的中国学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