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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近代中国学术在承继清学、参照欧美学术体制与取向之下，历经蜕变与新生，最终仍需重构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若一味趋从欧洲汉学、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模式、框架、观念，仍不免陷入舍己从人、忘却自我的尴尬境地。陈寅恪指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49)就中国文史之学而言，借鉴域外同然必不可少，但是立足于文献解读，寻绎本事及本意，始终是提升中国文史之学水准的基础和原动力。 近年来，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在找文献和读文献方面均有长足进步，必然挑战本土研究。为了避免饱尝“国耻”，后学者更应该从中国文史之学的根本处下手。正如杨联陞所强调的要“深入中国文献的内部而尽其曲折”，从而揭示其本事及本意。这也是陈寅恪所谓“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要义与根基。 有意思的是，杨联陞虽是留洋学人，后来却“一向认为专治中国文史之人除非外文特佳大可不必追求国外学位，以其种种规定皆为外人所设”。(50)无独有偶，曾经留学东西洋十数年的陈寅恪亦持类似论调，故其留学志在求学问而不求学位，又称“搞中国史的到外国能学些什么”，或许学点语言还有用处(51)。饱尝其中甘苦的前辈学人现身说法，尤其值得后学新进玩味。他山之石，固然可以攻玉，然而，借鉴域外，亦不可迷失自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