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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证本事与寻绎本意 中国留存的古代文献典籍浩瀚，远非一些欧洲学者心目中的东方国家可比。二战前作为汉学中心的法国汉学研究(不限于法国本土)重视文献学，有其重要理据。而一些汉学家对于能不能读懂中文，亦有着一定的自觉。1950年代，已经退休的英国剑桥大学汉学家慕阿德(Moule)问杨联陞：“你想我们西洋人真能读懂中文吗？”杨答曰：“焉有不能之理，只有深浅之别而已。”(37)既然阅读有浅深之别，那么理解本事及本意亦有中、不中之分，故而外国学者的中国学研究若要超越中国同行，往往要另辟新径。 鉴于中国文字难读懂，西方汉学界不免会借助社会科学来条理中文史料。如何在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保持恰当的距离，这对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汉学家都是严峻的考验。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演绎抽象概念固然基于自身文化积累，建构理论也主要依据西方历史经验(38)。社会科学注重概括，即使演绎西方不同国家的史实都有局限，更何况引申出来条理中国文化的概念。如何正确解读中国文献，而不滥用框架或模式乱套？杨联陞反复提示研究者：“中国的各类历史文献(从制度到思想)都有其特殊的‘训诂’问题，治中国史者首先必须深入中国文献的内部而尽其曲折，然后才能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心得。”(39)能臻此境的学者，如果推举他的同辈学人为代表的话，他心目中的人选在国内应为周一良，在境外则是严耕望。 早在大学时代，因选修陈寅恪的隋唐史，杨、周二人便结为挚友，后义在哈佛6年(1941-1946)同学，杨联陞以为周一良的“史学之深(尤其是魏晋至唐)，著文之多而且精”都望尘莫及。周的博士论文《唐代密宗三僧传译注》，受伯希和的影响，以长注见功力，在1945年刊于《哈佛亚洲学报》后，引起国际汉学界的瞩目。哥伦比亚“讲座教授富路特，是美国汉学元老，曾说此文full of meat，意即内容丰美，可快朵颐”，凡治佛教史者，不可不读(40)。 杨联陞晚年在同辈学人中推崇严耕望，称其著述“充实而有光辉”。杨、严二人交往，始于1957-1959年严耕望以访问学人身份赴哈佛大学研究。不过，杨联陞对严耕望的初次会面并不佳，称后者“既聋且哑，又兼半瞎”。所谓的“聋”、“哑”、“半瞎”，应当是指严耕望在英语方面的生疏(41)。后经胡适介绍：严耕望的“校史工作，能见其细，又能见其大，甚不易得。望老兄特别指导他，使他的时间可以用在最有益处”(42)。 事实证明，严耕望不仅“校史”功夫了得，其著述更是斐然可观，被杨联陞树立为能够扭转学术风气的楷模，也是杨在海外能够畅论学术的挚友之一。1985年1月19日，杨联陞在给内兄缪钺的信中说：“近晤严耕望，渠有《唐代之成都》一文甚博洽，制度史大佳，地理尤深入，可为海外一人!”(43)而他对严耕望的《治史经验谈》，则表彰其“以自己著作为例，尤为切实……如此现身说法，读者得此鼓励，必有闻风而起者矣”(44)。 杨联陞推许的学人及著述，虽可引起青年后进的共鸣，却未必可切实遵从效法，故难以收到实效。且不说外国人不得已借用域外及后来观念、理论条理中国史事的弊病，20世纪以来，随着国人对文献阅读理解能力的下降，原来被前贤视为旁逸斜出的治学方法，转而被新进后学奉为终南捷径。 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中国后进学人研治中国文史之学，为求速成，往往不遵循前贤开创的学术正轨，徒以采用域外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新模式为尚(当然，一味抱残守缺，亦非正道)。与国际汉学界接触频繁的台湾学界较早呈现这一现象，据称在20世纪80年代时，域外学人已抱怨“到台湾留学，本想看看中国人如何治学；但不幸，所听到的不是美国式的方法，就是日本式的方法，仍不知中国人传统的治学方法”(45)。 与此同时，近几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至少在图书方面发展迅速，已非费正清时代能比。事实上，美国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在搜索资料上所下的功夫值得敬佩。1979年，费孝通访美时曾与施坚雅交谈，让费孝通惊讶的是：“他向我开列有10多种我国的地方志，每本书后注明现在中国何地和哪个图书馆，他说这几本书，中国之外是没有的，希望我能帮他看到这几本书，允许他照相，作为研究资料。”(46) 就此而言，杨联陞的论学旨趣对当下中国学术界有重要启示。他晚年重新与中国大陆学界接触，仍希望能够有所贡献。自1958年开始，杨联陞因得抑郁症，其学术研究状况已经大不如前，时常发病。但每当有大陆学人赴美交流，他都希望能够与之交流。1976年朱德熙赴美，杨联陞失之交臂，在给女儿的信中愤愤不平地说：“这里有些人可能是忌妒我，国内语文、考古界有人来时，往往不通知我。也许以为我身体太差了，实则我近来精神安定，血压也有所控制，每数周即量一次。”(47) 1982年，在缪钺赴北京参加整理古籍的学术会议之后，杨联陞随之致函称： 整理古书是件大事，我们自己不做，将来万一有外人比咱们高明(例如高本汉的语言学)，让他们做，岂非国耻。但近二十年来有若干日本学人(不止于西京)和欧美学人，读汉籍的本领已大有进步，我见了中国来的青年，常要他们警惕，因为就文化而言，日本、西洋们本已有相当可观的历史，对语文的研究，也颇深入，他山之石不可以攻错也。(48) 1983年2月，杨联陞收到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编的《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后，虽以年迈抱病之躯，仍提笔撰写评论，对所收文章从作者到研究问题逐一点评，视野从域内到域外，条分缕析，细致入微，仍可见其当年在汉学界指点江山的风采。就寓目所及，这大概是杨联陞晚年公开发表书评的代表作了。其意自然是期望中国学术界能够在前辈开启的学术大道上大步迈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