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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洋人读书 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汉学界内部发生重大变化，一改前期“重古代和文献学(或语文学)方法”，转向“重近现代和社会科学(含人类学)方法”(19)。而二战后的西方汉学界，以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崛起最为突出。杨联陞适逢其会，不仅处于西方汉学界内部转向的潮流之中，而且是美国汉学界崛起的参与者与见证人。 杨联陞早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期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美国新兴汉学研究的动向，并不时用书评或者翻译讲义的形式向国内学界进行介绍(20)。他到美国不久，便注意到“近几年来，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史，颇多注意”，如普林斯顿大学的Nancy Loe Swann博士在译注《汉书·食货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Phea C.Blue女士译注了《隋书·食货志》，以及身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魏特夫(Willfogel)及其追随者合译了《辽史·食货志》等等。1943年，他专门评介了韦尔柏(C.Martin Wilbur)的《前汉奴隶制度》，认为该书“论述部分主要贡献在于扫除有些人以为汉代是奴隶社会的误解”，“作者的议论，大体上是妥当的，因为把秦汉当作奴隶社会，不过是公式主义者的一种附会，本没有历史上的根据。西周以前，史料不完备，我们不能妄下断语，东周以后，在中国从没有以奴隶为生产中心的社会，已经是一般史家所公认的事。不过作者从各方面作详尽的分析，使这个论断更加有力，是我们应该推许的”(21)。这篇书评，似乎也是他在反思早年以“奴隶社会”界定汉代社会的问题。 与杨联陞学术路向的转变相反，二战后“西方汉学发生重大变化，逐渐和各种不同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融合起来，而科际沟通更蔚成一时风尚，所以60年代美国的《亚洲学报》上曾有过‘汉学乎？社会科学乎？’的热烈争论”(22)。这对正在美国崛起的中国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时移席美国的萧公权注意到，虽然美国若干大学在二战后先后设立了远东语文系和研究所，表面上师资、图书、学生的数量陆续增加，“‘汉学’的重心逐渐从欧洲移到新大陆”，但是过速的发展引发了一些缺漏。因为“美国的大学中很少设置中文的课程。大学生多半是到了三年级(甚至进了研究院)才立志主修‘汉学’。即使他们有‘语言天才’也难于三五年中培成阅读中籍的能力”，所以，“各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不愿(或不能)广参细考中文书籍，但又必须时时发表著作，以便维持或增进他们的声誉，或博取升级加薪的待遇。天资高一点的会从涉猎过的一些资料中‘断章取义’。挑出‘论题’，大做文章。只要论题新鲜，行文流畅，纵然是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的产品，也会有人赞赏。作者也沾沾自喜”。萧公权不无感慨地说，这种作风竟有点像王阳明所说的“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23)。 针对这种不良学风，杨联陞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60年，在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上，杨联陞引用当年傅斯年批评拉铁摩尔的妙喻，“提到学术上有见树见林之论，但亦有望远云而误以为林者”(24)，得到萧公权的赞赏。 二战后，美国学人以哈佛燕京学社为中心，对中国学研究开始了新的探索。其杰出代表就是中国学界熟知的费正清。实际上，哈佛燕京的中国学研究，由费正清与杨联陞共同主持。费正清以1800年后的中国研究为发展方向，杨联陞则主持1800年以前的中国研究(25)。此外，杨联陞还负责为哈佛学人著述进行把关，以至于费正清麾下学人不止一次表示将著作献给杨联陞。1965年，费正清主持“世界秩序专题讨论会”，并刊行论文集，在书的扉页上题写：“全体撰写人献此书于哈佛燕京中国史讲座教授杨联陞。” 援引新兴社会科学的方法或观念研究中国文史，无疑为学养不够的美国中国学研究提供了出路。尽管杨联陞与萧公权等人多次纠正一些学者误解文献，可是难以在整体上扭转乾坤。1976年3月24日，杨联陞在东亚研究大会结束后曾作一偈语：“莫教冷气归心，有屁任凭天放；若会庖丁解牛，许你目无全象。”(26)可谓是极不客气的讥讽。结合萧公权批评一些学者“管中窥天”、“断章取义”的现象，大体可以明白此偈语所指。 杨联陞的学术关怀不止于美国汉学界，他几乎担任了《哈佛亚洲学报》书评编辑，展开了他对整个西方汉学界的批评。他的书评几乎涉及了中国文史的全部，而且篇篇皆有深度(27)，获得周一良、刘子健、周法高及何炳棣等学者的高度评价。1957年，他代表哈佛燕京学社赴台湾访问，台湾学界将他的书评与伯希和的书评相提并论。但他认为自己的书评与伯希和的不同，较少火气。其实，他也承认自己作书评曾有意与《通报》(伯希和曾以《通报》为阵地，发表大量书评)争先(28)。 在伯希和之后，杨联陞的书评在欧美汉学界的颇具反响。德国汉学家福·赫伯特(Herbert France)所著的《汉学》，就列举了杨的许多书评。1962年3月，杨联陞得戴密微推荐，得以在巴黎法兰西学院用法语讲演四次(以前无东亚人)(29)，恐怕便基于此。杨的书评多为西文，部分收入Excursions in Sinology(即余英时提到的《汉学散策》，杨自称《汉学评论集》)一书。戴密微作为二战后法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对该书亦有较高称誉。在欧美书评风气比较健全的情况下，一些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以自己著作得杨联陞评论为荣。何炳棣甚至因他的人口史研究未能得杨联陞的专文评介，多年后回忆起来仍觉得不无遗憾(30)。 不过，杨联陞在汉学书评方面的突出贡献，在学界并非没有异议。他一生的著述不少，但大部分作品是书评。1965年芝加哥大学拟聘杨联陞为讲座教授时，见他“学历上列有‘论文’104篇，内约四分之三实系书评，这点曾引起几位同仁对杨‘史学’的质疑”(31)。伯希和曾受人责难，“惟乏组织与创造力，故无专门著作。生平述作，多以书评为之”(32)。20年后，以伯希和为学术竞争对手的杨联陞，也遇到了前者同样的尴尬。所以，何炳棣只得告诉芝加哥大学杨联陞不是史学家，而是汉学家(33)。 杨联陞在海外教洋人读书，“学生好奇，往往提出一般想不到的问题(特别是与中国历史有关的)”，既无法畅谈中国文史之学的精髓，也容易陷入烦琐之病。真正能够引起教者兴致的往往还是中国学人。余英时带艺投师，赴美深造，得到杨联陞的器重，被视为他在哈佛“已选定之承继人”，可以称得上禅家所谓“见过于师方堪传授”的人，为数年内绝难觅得真可付托之人(34)。余英时在治学上能得其长，对时人以西方观念误读、乱解中国固有书籍的批评也毫不客气。1993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强调：“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35) 后来，余英时撰文评述其师对西方汉学界的最大贡献在于他“通过各种方式——课堂讲授、著作、书评、学术会议、私人接触等——把中国现代史学传统中比较成熟而健康的成分引进汉学研究之中”(36)。继伯希和之后以学术警察自居的杨联陞，所撰的书评针对欧美学者解读中国文献的错误，维护了国际汉学界的学术秩序。正因如此，二战前后的国际汉学研究虽然在重心与做法上开始转变，但是仍然能够保持水准，并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