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实是，从乾隆时代后期开始，以沈垚、张穆、龚自珍等为代表的知识人，均纷纷关心边疆事务，并为国家的稳定而殚精竭虑、献计献策。龚自珍大倡“回人皆内地人也”，(27)无所谓“华夷之别”，并上疏安西北策，将新疆等同内地，主张“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所由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也”。(28)不宁唯是，魏源也通过《圣武记》的编写，而完全认同了清朝所代表的正统地位。至于地方上的士大夫们，还透过他们编写于乾隆、道光和光绪等不同时期的《凤凰厅志》，逐步确证了民间对国家及其民族平等政策的认同。细心的研究者还注意到，《凤凰厅志》对南方苗人进行描述时，在笔法上已清晰地呈现出从“苗蛮”到“苗人”再到“苗民”的转变。(29)安部健夫指出：“改土归流还是一个借苗族的汉化，证明‘夷性华化’能够实现的活广告。”(30)王柯教授甚至认为，“至迟到道光皇帝在位(1821-1850年)的十九世纪前半，在清的帝国构造中，西南部的非汉民族地区就已经被完全当作‘内地’来对待了。”于是，“属于羁縻对象的‘外夷’，就不再是清朝版图内的非汉民族，而是象沙皇俄国那样的外国了”。(31) 清朝支配领域内部的一体化，见证了清历代国君对“中华大义”的思考历程与实践轨迹；而各个时期域内“五族”尤其是汉人士大夫对上述“大义”的理论配合与行动呼应，还给空前巨大的“中国”的实体化落实，提供了上下偕动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雍正皇帝甘冒家丑外扬之虞而敢于打破常规、亲自审理曾静案件的行为，无疑在清朝确立正统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转捩作用。后来的走势表明，雍正皇帝是在最需要做如此工作的时候完成了这项工作。至于曾静和吕留良，在帮助汉人扭转“小中华”眼界并重铸“大中华”意识方面，还被赋予了某种他人所无法替代的反面教谕意义。但是，指望几千年来同时并存且根深蒂固的两种“华夷观”，只用去一二百年时间即全部统一到囊括夷蛮戎狄的“中华大义”上来，是有困难的。乾隆朝以和坤为代表的上层腐败官员所导致的清朝盛极转衰，还使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曾经被曾静夸大其词的清廷非德现象，这个时候已演变成枝蔓横生的现实。对于与汉地全无血缘地缘关系而仅凭天命道义来立国立身的清朝而言，这无疑会再度触及其应否存在的理由和根据等大问题。然而，西洋列强的东渐及随之而来的版图觊觎之心，使清廷所面临的内部问题骤然间转向外部，“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逻辑，不但使清王朝的内部认同由此加速，还使以往被使用于汉人与边地族属之间的“华夷之辨”和“内外之别”开始被域内各族一致对外的“新华夷观”所代替。清朝作为整体“国家”，其概念和轮廓，亦因此变得明晰。清史专家指出，针对意欲传教的英国使臣，乾隆皇帝以“华夷之辨甚严”为由断然拒绝的行为，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潜在敌人——“外夷”相对称。在清朝文献中，“中国”与“外国”，特别是与西洋各国的对称现象，日益频密。乾隆皇帝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辨”反制西方国家的行为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32)它表明，以版图划民族，并有意把畴昔作为礼仪文化指代的“中华”改换为以“文化+行政版图”为单位的“中华民族”，已成为上述转换的整体基调。而且，来自清朝外部的压力越大，“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就越强，(33)以至英法等欧洲列强打着“民族国家”幌子来插手新疆、西藏事务时，欧洲那一套理念和做法并没能收到其预期的效果。费正清发现了这一点，他说：“由于中国领导人坚持国家的大一统，民族主义则不得其门而入。”(34) 然而毕竟，鸦片战争以来的内忧外患，使清朝的执政能力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中英、中法、中日战争等外部打击和先洋务、次改良、再革命的内部激变，也的确使这个巨大的政治实体不可逆转地衰落了。特别是，当辛亥革命打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后，王朝本身还必须面对比“明清鼎革”之际浩大得多的反清浪潮。稻叶君山的极端表述显示：“外族人承大统，果为禹域苍生之幸耶?抑李鸿章一流人物果能悉举中国人之思想而代表之耶?此必不然者也。故所谓汉族本位思想者，遂为中流之一柱，而三百年之间清朝历代之英主贤相，汲汲以融和此思想为急务。卒之满汉齮龁，迹不可掩，演绎而成历史。”(35)事实是，“排满革命”发生后，清朝很快便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与危笃状态：“方今海宇分崩，叛逆四起，存亡危急，即在目前”；(36)“近则东南纷扰，警报频闻，俄员利此时机，势欲得满洲里而甘心”；(37)“外务部准驻俄使臣陆征祥电告：据俄外部意，不欲中国在蒙古驻兵殖民。并内治事宜归蒙自理”；(38)“现大局震撼，人心动摇，成败利钝，未敢逆睹，世变所极，已陷于水深火热之秋”。(39)在这种情况下，清廷至少有三种可供选择的走向：一是像元朝退至漠北而为“北元”一样，“八旗”的力量亦可退守“满洲”，回归皇太极入关前的“清国”自立状态；二是集结全部可用之武装力量，与汉人国家做殊死一决；三是听由周边国势力渗透并放任蒙、藏、维诸部“独立”，使大清帝国分崩离析。这些选择之所以有可能变为事实，是因为“法明崇满”逻辑下的“多元一体”格局给清廷赋予的“中国皇帝”(统辖汉地)和“天可汗”(管控满、蒙、藏、维)之双重身份，(40)并没有完全丧失其凝聚力和号召力，于是，返归“满洲”以期再度凝聚，便当然会成为清王室的第一反应。肃亲王善耆之所以和日本人川岛浪速勾结起来，并试图建立依附于日本的傀儡政权，无疑是这一反应的具体表现。而且据称，此前还有过王公考虑将清室迁回东北的传说，诸如驻奉天的日本领事也发现赵尔巽派人加紧修整奉天故宫，铁良、张人骏秘密潜往奉天等不一。重要的是，清室一旦决定撤回东北，袁世凯是无力阻挡的。当时北京警察中满族人居多，数量达1.2万人的禁卫军虽改由冯国璋统领，但多数士兵和中下级军官仍为满族人。而北洋军已开往前线，与革命军对峙。所以倘清室孤注一掷，南北双方想极力避免的国家分裂局面就极有可能发生。其次，在决定清室命运的御前会议上，亲贵们不但“做出了要拼命的姿态”，还提出了种种对决计划：“内阁代递奉天八旗满蒙汉宗室觉罗内务府总代表德禄电奏‘倘革党仍不反正，东省八旗子弟定必组织决死队，附入北军，定期南征’等语。著赵尔巽查明情形，究竟能编练若干营?何时可以成军开拔?迅速奏闻。”(41)而第三种迹象显示，蒙古王公由于和清王朝关系的深厚已纷纷表态“独立”。1911年底，由喀尔喀亲王那彦图牵头，由24位王公世爵副署，以“蒙古全体代表”的名义致函袁世凯，恫吓他“倘从共和之请，代表等恐蹈库伦之续”，还解释说：“库伦所以宣言独立者，非叛大皇帝”，“实以改为民主之讹传，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42)与此同时，新疆伊犁等地也在俄国挑唆下屡生事端，清廷还为此着令袁大化严防坚备，不许懈怠；至于西藏，朝廷乃电谕“驻藏办事大臣”，嘱当此“时局艰危”之际，应“力任其难”。(43)清廷深知，英人唆使下的“驱汉”风潮其实已露骨地表达了他们的觊觎之心。(44)以上种种情况意味着，身兼诸藩可汗和内地皇帝的清廷，为了王朝的递续，应该而且有条件去试行无数个可能的自救方案，但清廷却没有那样做。关于其出人意表的最终决断问题，有学者指出，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45)更有学者这样评价清帝退位的事件：“在南北和议、《清帝逊位诏书》颁布之前，清帝国之疆域大有分崩离析的解体之势。正是在此存亡危机之关头，清王室果敢地接受辛亥革命之事实，屈辱而光荣地退位，将一个偌大的帝国疆域连同他们对清王室的忠诚、臣服，和平转让与中华民国，从而为现代中国的构建，为这个未来中国的领土疆域之完整和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46)而这一所谓对“未来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者，便是长期以来被熟视无睹甚至几被忘却的历史性文献——《清帝逊位诏书》(下简称《逊位诏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