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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徽州文化核心内容之一的徽州商业文化，也在明前期初步形成。虽然作为个体的徽州商人，其经商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年代，但徽商作为地域商帮的出现，则在明前期。此期徽州商人从业人数剧增，资本规模扩大，经营行业拓展，营商手段多样，宗族联系密切，最终约在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开始形成徽州商帮。学界认为，其标志一是徽人形成从商风习，二是徽人结伙经商现象普遍，三是“徽”、“商”二字已经相连成词，四是作为徽商骨干力量的徽州盐商已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地位。(15)随着商帮的形成，徽商出现了“贾而好儒”、“以义为利”、结伙经商、广交官府、热心公益等商业文化。(16)商帮的形成以及商业文化的出现，这是此前徽州文化中未见之新气象。 又如徽州文学，尽管学界对此阶段的文学成就评价不高，但其理学化的时代特色却异常鲜明。韩结根先生在其《明代徽州文学研究》一书中提出，此期有代表性的诗文作家，多为新安理学名家或饱读理学经典之士；其作品亦多以理学为主导价值取向，或直接阐扬理学思想，或讴歌“圣朝之至治”。(17)这是明前期徽州文坛劲吹的“新风”。从徽州版画来看，此期它承唐宋而进一步创新，最终在嘉靖、万历年间达到鼎盛。张国标先生《徽派版画》一书胪列了万历年间徽派版画的重要作品80余件，展示了徽派版画的卓著成就。(18)此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著名的歙县黄氏家族刻工，该家族刻工群体自天顺年间(1457-1464年)崛起后，经过数代人的传承与创新，到万历时期创造出一套独特的雕图刀法，其木刻画一改原先粗壮雄健之风，形成线条秀劲、版面简雅、形象细腻的徽派版画风格。清道光《虬川黄氏宗谱》“文翰”部分，记载了明前期诸多黄氏刻工的姓名和事迹，从中可见其强大的阵容。(19)总之，明前期徽州文化的种种现象，反映了其求变与创新的整体风貌。 第二时期是明后期。该时期大致从万历中期开始，到明末结束，经历约50余年的时间。该时期徽州文化在传承与深化中，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特色。 万历中期以后，明朝进入了一个由极盛而逐渐转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经过200年左右的积累和发展，明朝的制度建设日臻成熟，经济运行相对平稳，特别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稳定了朝廷的赋税收入。在部分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甚至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尽管北方草原上的少数民族不时南下侵扰明境，东南沿海一带“倭患”未靖，但零星战事尚不足动摇明朝的统治根基。皇位传承虽在前期有过“靖难之役”和“夺门之变”两次较大变故，但对政局的稳定尚未造成长期的影响。到万历中期，明王朝呈现的是一幅“盛世”图景。而另一方面，“物极必反”的规律在万历中期之后则更趋明显。其制度体系中的各种弊端渐渐显露，如选官用人重人际关系、重科举出身而忽视真才实学，推行的赋税制度改革在“加派”政策下名存实亡，内阁制度下的“首辅”一职，成为官员争权夺利的最高追求，等等。朝廷中，各派势力“党争”不断，宦官擅权现象愈演愈烈，百姓负担日益繁重，各种矛盾愈积愈深。东北满族兴起，更给明朝的数百年江山根基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明朝在其后期已经步入盛极而衰的历史时期。于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发展，呈现了两面性：一是四海升平的环境，成就了中国文化的繁荣；二是危机潜伏的征兆，引发了各种思潮的涌动。在此背景下，徽州文化在传承与深化中，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特色。 首先是曾经一统徽州学界的朱子之学，受到湛(若水)、王(阳明)“心学”的强烈冲击，徽州学者开始出现分化，其学术思想更显丰富。明前期的徽州学术思想，传承了南宋以来朱子之学独尊的传统，一如明初赵汸所说，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推新安之士为然”。(20)但明中后期，湛、王“心学”先后传入徽州，在讲学等方面占据了上风。徽州文献中多有“文成之教盛行，讲会者大多不诣紫阳”、(21)“新安多王氏之学，有非复朱子之旧者”(22)等记载。于是，徽州学者分化为两个阵营：一是由朱子之学传承者所组成的阵营。这一阵营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休宁人程敏政、范涞、吴汝遴、汪璲、汪学圣、金声，婺源人游震得、汪应蛟、余懋衡、江旭奇，歙县人洪德常、江恒等。他们是明代中后期代表徽州学术文化的主要群体。二是由湛若水、王阳明心学的崇拜者所组成的阵营。这一阵营的骨干成员有湛若水门徒婺源人洪垣、方瓘，祁门人谢显、谢芊和王学弟子汪道昆、休宁人程默、歙县人程大宾、婺源人潘士藻等。(23)两个阵营的学者分别阐扬朱熹理学和湛、王“心学”，致徽州学术思想诸说纷呈。同时，以黄生(1622-？歙县人)为代表的徽州经学此期也得到复兴。支伟成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评价黄氏：“僻处于岩阿村曲之中，非清初诸大师之广涉博览，切磋交通。乃不假师承，无烦友质，上下古今，钩深致远，声音回转，训诂周流，反胜诸人之犹有所滞焉。综厥学业之绩，品谊之醇，确乎坚贞。”(24)徽州的学术思想在传承与深化中，进一步显现了丰富多彩的特色。 其次是明前期发展并未成熟的徽州文化现象，在此期得到迅速发展，大大丰富了徽州文化的内容。比如徽州史学，在明前期因缺乏重要的史家和有影响的史著，在徽州文化中的地位并不突出。中期以后，徽州学者开始对传统史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编撰了一批重要史著。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类的明代徽州学者著作共有22部，其中大部分为中后期的作品。(25)从传统史学著述的体裁来看，徽州学者在史评和史钞两类用力最勤，同时杂史类的著作也不在少数。这些学者一方面重视史料的考辨，另一方面也注重史学功能的阐释和对传统史学的创新，取得了较高的史学成就。此期徽州家谱的修撰也进入了一个高潮，不仅参与人员广泛，出现了戴廷明和程尚宽的《新安名族志》、汪道昆的《汪氏十六族谱》、程一枝的《程典》、吴元孝的《临溪吴氏族谱》等一批徽州家谱精品，而且在家谱体例创新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突破。此外，徽州方志的编撰在嘉、万年间以及其后出现兴盛景象，府邑共修志书16种(26)，该时期成为明代徽州志书修撰最活跃的时期。徽州学者在传统史学研究和家谱修撰、方志编修等方面取得的斐然成绩，表明徽州史学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它丰富了徽州文化的内容，也彰显了徽州文化在明代中后期多彩的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