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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教育由沉寂而再兴，一是官学教育重新得到了发展，原先塌废的教育设施屡有修缮。据《徽州府志》记载，徽州府学在康熙三年、九年、十二年、五十四年和雍正三年、十年先后修复了圣殿、明伦堂、仪门、尊经阁、崇圣祠、乡贤祠等建筑。(44)徽州府试院亦于此期得到重建，郑江《重建徽州府试院记》叙其经过：“歙故有巡方，治所在郡治东。国朝康熙二十八年，易为督学使者公所。轺轩既临，合六邑之士校艺其中。历稔淹纪，浸以圯垝，扉枢朽落，栋瘤悬危，外观弗耀，子衿永慨。……郡人汪君激昂高义，喟然而兴，不贷众赀，奂然启宇，缭以周垣，蔽以崇闳。中为厅事，后为燕居之堂，堂后有楼，庖湢廊舍，左右咸秩。经始于雍正十一年十二月，讫工于乾隆元年六月。”(45)得到汪君(涛)资助重建后的徽州府试院，规模空前。此期官学教育设施的重修，还包括六县的县学。如休宁县学在清初“岁有增饰”(46)，康熙元年(1662年)修复了启圣祠、尊经阁、石栏、明伦堂、礼乐器房、泮池、程朱祠等建筑。歙县学“顺治十年癸巳两庑坏、明伦堂圮，知县宋希肃新之；十三年丙申庙圮，教谕王昕修，康熙四年乙巳同知聂炜建；十一年壬子大淫雨，殿圮，知府曹鼎望建，三十六年丁丑知县郑元绶重建”。(47)官学教育不仅设施得到修缮，且功能与保障也有恢复。如徽州府学在原有160亩学田的基础上，又得到20户捐助的学产，保障了教授、训导的“薪水之费”以及府学“岁修之用”；康熙十四年，监生程子谦为休宁县学“捐银一千两置学田，取租为诸生科举费”(48)，等等。二是书院讲会之风盛行，且以传播朱子之学为宗旨。清前期的徽州书院讲会，制定有《紫阳讲堂会约》等条规，从形式到内容都有规范化的要求。据《紫阳书院志》、《还古书院志》等书不完全统计，除了各书院每月的定期讲会外，每年紫阳书院和还古书院的大会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总数达到了150次。(49)其规模有时甚至是“在会之士及观者千余人”(50)，盛极一时。三是义学、塾学发展迅速。此期由官方或民间集资创办的“聚集孤寒，延师教读”(51)的义学，遍及徽州城乡。据康熙《徽州府志》记载，当时徽州的义学总数达到了460所，其中最多的休宁和婺源二县分别设立了140所。(52)与义学相辅的是此期徽州还有大量的塾学存在，特别是徽州的宗族，大多设有族塾、家塾，专为族内贫寒子弟提供受启蒙教育的机会。康熙十二年(1673年)，歙县人施璜等还制定了《塾讲规约》，建立了一整套的塾师培训制度。这些都表明了徽州教育在经历了明清之交的相对沉寂后，开始出现兴盛的迹象。 徽州文化中别具一格的新安画派，也在此期悄然崛起。明中后期画坛上，由歙县人程嘉燧开创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天都画派，因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传人在明清易代之际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途径，而渐趋式微。歙县人渐江、休宁人查士标、孙逸、汪之端在清初画坛先后崛起，因都主张师法自然，且画风相似，以枯淡、萧疏、幽冷为旨趣，被称作“新安四大家”。学界认为，以新安四大家为主要代表，其中渐江为首席代表，以程邃、戴本孝、郑旼等为主要骨干，以一大批新安画家为成员，最终形成了新安画派。(53)该画派在中国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名重一时，且对后世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明清之际的战乱以及清初迭兴的“文字狱”，予当时刻书业以重创。刻书范围缩小，数量锐减，市场萎缩，这是其时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而徽州刻书业亦莫能外。不过，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在“文字狱”的阴影下，徽州的刻书业仍在艰难发展。首先是以府学、县学及书院为主体的徽州官刻，此期陆续刊刻了《紫阳书院志》、《程朱阙里志》等专志和《歙志》、《歙县志》、《黟县志》等8部方志；其次是徽州家刻在此期并未停顿，有学者统计清代徽州家刻有32姓，所刻图书300余种，其中有一部分诗文集和医案属于清前期所刻；(54)再次是此期徽州坊刻在本土以歙县、休宁为主，刊刻了部分经史图书和个人文集，在外埠杭州、扬州等地，刊刻了《昭代丛书》、《檀几丛书》等丛书。这些状况，表明了清前期徽州刻书业的复苏。 此外，徽州文学在曲折中亦有所发展，出现了张潮(1650-1709年，歙县人)、汪森(1653-1726年，休宁人)、孙默(1613-1678年，歙县人)、赵吉士(1628-1706年，休宁人)、闵麟嗣(1628-1704年，歙县人)、程梦星(1678-1747年，歙县人)等一批文学家和诗词作家，他们在清初文坛上均占有重要的位置。徽州版画在此期虽未恢复到明中后期的万千气象，但仍出现了一批艺术珍品，如顺治五年(1648年)刊刻的《太平山水图》(萧云从画)、顺治八年(1651年)刊刻的《博古叶子》木板画集(陈洪绶画)、康熙四十年(1701年)刊刻的《秦楼月传奇》等。而新安医学在清初则出现了以汪昂(1615-1698年，休宁人)、郑重光(1638-1716年，歙县人)、程衍道(1593-1662年，歙县人)等为代表的一批名医，他们一方面重视医学理论的研究，编著了大量的医案验方等实用医学著作，另一方面也关注临床医学实践活动，推动了新安医学的快速发展。惟徽商因在明末受挫严重，振兴稍慢。总体来看，徽州文化在经历明末的顿挫后，于清前期得到逐步复苏，部分文化现象已然出现了兴盛的状况。 第四时期是清中叶。该时期大致从康、乾之交开始，至道光年间(1821-1850年)告一段落。此期徽州文化体现的特征是博大与精致。 由于战争的影响，清廷定鼎中原后，百废待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休养生息，清朝进入了一个全盛的时期。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史家把这一时期视为中国历史上难得的“盛世”之一。徽州文化在清初复兴的基础上，得到全面发展。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徽派朴学名家辈出，学术影响深远，进入全盛的发展时期。清前期歙县人黄生(1622-？)著《字诂义府》等字书4部，“于六书多所阐发，每字皆见新义，而根据博奥，与穿凿者有殊”(55)，被推为“清代朴学先导大师”(56)，首开徽州朴学风气之先。其后婺源人江永(1681-1762年)著《礼经纲目》、《律吕阐微》等书，在训诂学上的贡献自汉大儒郑康成后“罕其俦匹”(57)；休宁人戴震(1724-1777年)著《孟子字义疏证》等书，“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58)，成为徽派朴学最重要的奠基人。近人支伟成称“皖派经学，实自江、戴开宗”，而其“人才之盛，诚远迈他派”。(59)乾隆以降，徽州朴学名家大量涌现，其中代表人物包括程瑶田(1725-1814年，歙县人，著有《通艺录》等书)、郑牧(1714-1792年，休宁人)、汪肇龙(1721-1780年，歙县人，著有《石鼓文考》等文)、汪梧凤(1725-1773年，歙县人，著有《诗学女为》、《松溪文集》等书)、方矩(1729-1789年，歙县人)、金榜(1735-1801年，歙县人，著有《礼笺》、《周易考古》等书)、汪龙(1741-1823年，歙县人，著有《毛传异义》、《毛诗申成》等书)、洪榜(1745-1780年，歙县人，著有《四声韵和表》、《书经释典》等书)、凌廷堪(1757-1809年，歙县人，著有《礼经释例》等书)、江有诰(1773-1851年，歙县人，著有《江氏韵学十书》等书)、程恩泽(1785-1837年，歙县人，著有《国策地名考》、《程侍郎遗集》等书)等人，他们以江、戴为宗，著书立说，构成了徽派朴学强大的阵容，并推动其发展到全盛期。在乾嘉考据学派中，以徽州籍学者为核心组成的徽派朴学，是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