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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徽州绘画在新安画派基本格调的基础上，此期进一步发展，不仅涌现了一批画坛名家，如程士镳、方士庶(1692-1752年)、程鸣(1676-1745年)、吴子野等，他们的绘画风格也进一步创新，善于将诸多不同的绘画元素融于一体，形成了“新安变派”。这一变派既有自身的创作理念，也有不同凡响的创作实践与作品，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近代国画大师黄宾虹(歙县人，1864-1955年)、汪采白(歙县人，1887-1940年)等人。 八是从康熙中叶到嘉庆、道光之际的百余年间，徽商发展到了鼎盛阶段。研究者指出，此期徽商的实力不但得到了恢复，且在诸多方面超过了明代：徽人从商风习更为普遍；徽州盐商势力发展至登峰造极，“两淮八总商，邑(歙)人恒占其四”；徽商在长江沿线的商业活动扩大；徽州会馆普遍建立；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更为密切。(78)凡此种种，表明了徽商在此期可谓盛极一时。徽商既是徽州文化得以兴盛的“酵母”(79)，同时徽商文化现象也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徽州版画在此期亦全面复苏，徽州建筑的风格更为显著，徽州工艺思想与艺术风格体现出时代风貌。从总体来看，清中叶的徽州文化整体呈现出博大与精致的特征，该特征也是徽州文化发展到鼎盛的重要标志。 道光之后，近代新学术、新文化渐次兴起，明清时期徽州传统文化各种现象或逐步消退，或重新转型，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文化典型代表的徽州文化，进入了另一个发展时期。明清徽州传统文化的阶段性发展遂告一段落。 我们认为，徽州文化在明清时期出现的阶段性发展，与历史环境的变迁关系密切。比如，明前期之所以出现求变与创新的现象，基于明朝在蒙元历史发展阶段之后，着力建章立制，重构汉文化谱系的背景。明季出现的顿挫，与动乱、战争环境相关，而清中叶的鼎盛，则得益于“盛世”环境。同时，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与其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也密切相关。徽州文化自南宋之后，逐渐形成既有地域性，又具普遍意义的区域文化。明清时期徽州文化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基于其前期的积累；各种文化现象的出现、发展、演变，也总是贯穿了其一贯的学脉，从未有突兀而兴、蓦然而衰的现象。因此，在考察徽州文化的阶段性发展时，关注历史环境的变迁和其自身逻辑的发展，至关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