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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徽州史学现象类似的还有徽州绘画。学界认为，明代前期，绘画在徽州虽被视为一种高雅艺术，但未能成普遍风气，可称画家者，惟明初朱同(休宁人)一人而已。但嘉、万以降，徽州画坛名家辈出，朱邦(休宁人)、汪肇(休宁人)、詹景凤(休宁人)、杨明时(歙县人)、丁云鹏(休宁人)、吴羽(歙县人)、郑重(歙县人)、李流芳(歙县人)、程嘉燧(歙县人)、黄柱(歙县人)、黄生(歙县人)、李永昌(休宁人)等皆一时画坛名流，影响广泛。(27)尤其是丁云鹏和程嘉燧，前者被黄宾虹誉为“山水花鸟，靡不精妙”，其人物画和道释画，“唐吴道子、贯休，不多让也”；(28)后者画风宗倪云林与黄公望，开创了名重一时的“天都画派”，并居“天都十子”之首。此期徽州绘画的成就，为徽州文化注入了斑斓的元素。 除徽州史学、徽州绘画等文化现象外，明前期并不见昌盛的徽州工艺，在明代嘉、万以后也是大放异彩。尤其是最具代表性的文房四宝和徽州三雕，工艺水平日臻成熟，蜚声海内外。 再次是多种文化现象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流派。以徽派建筑为例，学界认为，徽派建筑的工艺特征和造型风格主要体现在祠堂、民居、牌坊和园林等建筑上。而这些标志徽州建筑工艺特征和造型风格成熟与基本定型的建筑，大规模出现在明代中后期。有学者对现存40座徽州祠堂调查统计，结论是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前所建的有8座，其后所建的有30座，另有2座修建年代不详。(29)另有学者根据弘治《徽州府志》和嘉靖《徽州府志》的相关记载，分别统计了弘治和嘉靖年间徽州祠堂的数量及其分布，发现弘治《徽州府志》记载的祠堂共有15座，而嘉靖《徽州府志》记载的祠堂多达213座。(30)这些统计情况表明，在明代中叶，徽州祠堂之建出现了一个突飞猛进的高潮。作为徽州建筑核心构造元素的马头墙、门楼、槅扇、飞来椅和天井等，也在明代中后期悉数出现在徽州民居上，形成了典型的民居风格。而被视为“徽州文化物化象征”的牌坊，在明代中后期因形制的成熟和多样化，以及牌坊雕刻的鼎盛，步入到一个全盛时期。这些类别的建筑，工艺特征鲜明，造型风格成熟，地域特色明显，因而被视为徽派建筑。该建筑流派不仅在徽州本土造就了徽文化的建筑人文特征，且对长江中下游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陈从周先生认为，“明代中叶以后，扬州的商人以徽商居多……随着徽商的到来，又来了徽州的匠师，使徽州的建筑手法融于扬州的建筑艺术中”，故“扬州园林受徽州派影响大”。(31) 徽州文化现象中，新安医学也在明代中后期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流派。徽州医籍最早见诸记载的有南朝宋羊欣的《羊中散方》20卷、初唐杨玄操的《黄帝八十一难经注》。宋元时期新安医学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了张扩、吴源、黄孝通、张杲等一批名医。而明代则进入了鼎盛时期，尤其是在中后期，新安医学名医辈出，著述宏富，在中医学理论、药物学、方剂学、临床医学、传染病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形成了风格独特、声名显赫的新安医学派。(32)徽派篆刻之崛起及其地位的确立，亦在此期。有学者将徽派篆刻的兴起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明万历至崇祯时期，乃徽派篆刻的确立阶段。(33)当时以何震、苏宣、朱简、汪关为首的徽州一府六县50余位印人，不仅在印学理论和篆刻实践上取得巨大成就，且遥相呼应，一统明末印坛天下。还有徽州商帮在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后，在明前期发展的基础上，资本更为雄厚，活动范围更广，联系纽带更紧，经营文化凸显，形成了与晋商并称的两大商帮之一。徽州多种文化现象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流派，表明徽州文化在此期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化。 总体来看，明代中后期的徽州文化传承中有发展，发展中显深化，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特色。 第三时期是清前期。该时期大致从明季开始，至清康熙、乾隆之交告一段落。这一时期的徽州文化经历了一段顿挫与复苏的历程。 明朝末年，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激烈爆发。在天灾人祸交逼下，明末农民战争首先在陕北爆发，战火很快蔓延至中原腹地和大江南北。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与明廷经过十余年的拉锯战，先后分别建立“大顺”和“大西”政权，并攻占北京，迫崇祯皇帝自缢。其后，满清入关，先是击溃农民军，后又与南明政权进行了近20年的交战。明末农民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明清之际战乱，致当时社会经济文化遭到重创。各地留下了大量的“满目榛荒，人丁稀少”(34)、“人民多遭惨杀，土田尽成丘墟”(35)、“燹于兵火，锦坊尽焚”(36)的记载。徽州当时是皖南抗清斗争的始发地，有文献记载：“盖徽、宁、池之祸，始于徽州……”(37)当时包括徽州在内的皖南地区，经历了惨烈的战乱冲击。徽州文化的发展在明末清初持续近40年的战乱中，遭遇顿挫。以徽商为例，李自成大顺农民军进入北京后，将徽商视为“追赃比饷”的重要对象，“谓徽人多挟重赀，掠之尤酷，死者千人”。(38)《明季北略》记载，时有徽商汪箕，“居京师，家赀数十万”，典铺数十处，被追赃十万，因不堪重刑拷打而身亡。(39)更有一批徽商，在乱世中无心营商，散尽家财以求避祸。嘉庆《黟县志》记载的徽商叶万生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叶万生，字道一，南屏人。少守礼义，有智略。家故有质库，值明季山贼土寇连年不靖，因言于父世卿曰：‘寇将至矣，无多藏以贾祸也。’乃与乡人约，合券者不取钱还其质，数日而尽。”(40)类似情况，在家谱等地方文献中也多有记载。清初赵吉士说：“明末徽最富厚，遭兵火之余，渐遂萧条，今乃不及前之十一矣！”(41)徽州商帮在此期遭受了重大打击。此外，在明代中后期盛极一时的徽州教育，于明清战乱之际，亦无所作为。府、县学以及为数众多的书院，其教学活动几近停滞，教育场所荒废。顺治时，休宁县学“文昌阁、魁星楼俱废”。(42)婺源紫阳书院多处建筑“鼎革已来……毁于兵燹”。(43) 到清前期，徽州文化开始从顿挫中复苏。在学术思想方面，晚明渐趋式微的朱子学得到复兴，《寄园寄所寄》卷11《泛叶寄·故老杂记》：“文公为徽学正传，至今讲学，遂成风尚。书院所在都有，而郡之紫阳书院、古城岩之还古书院，每年正八九月，衣冠毕集，自当事以暨齐民，群然听讲，犹有紫阳风焉。其他天泉书院，为湛甘泉讲学处，迥不逮也。”同时，江永、戴震、程瑶田等人继承了顾炎武、黄宗羲所开创的求实精神，倡导经世致用，力矫宋明学术之弊，治学以“求是”为宗旨，侧重于文字音韵、天文地理、名物典章制度的考证，由此开“皖派经学”风气之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