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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南概念的晚出与限定 综合今日较为正式的各种通行说法，华南的概念包括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两种涵义。就自然地理而言，广义的华南在古代即“中国南方”，地理上指秦岭一淮河一线以南中国的广大区域。这种区分包括气候、经济、生产、交通、文化等自然条件，南方属于副热带季风气候以及热带季风气候，以水稻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古时以水路为主要的运输方式。狭义的华南则特指“岭南”，即“五岭以南”。而广义的华南地区除广东、广西外，包括福建中南部、台湾、海南和南海诸岛，以及江西省、湖南省部分位于五岭以南的州县，如衡阳、永州、郴州。就行政区划而言，民间的“华南地区”说法多样，涵盖各异，官方的规定也屡有变更。据称民国时代有的教科书将华南的范围定义为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五省以及海南省和香港、澳门。而依照现在的行政区划和定义，狭义的“华南”通常只指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海南省以及香港、澳门。或认为广义的行政区划包括台湾省，海南省全部，福建省东南部，广东和广西，乃至云南省南部和西南部。 上述各种说法内涵外延的不确定性，显示“华南”概念的变动不居，虽有约定俗成，却并非大同小异。而且不少说法本身就是用后来的概念指称前事。例如声称广义的华南在古代即指中国南方，似乎古代已经存在华南的概念并具有明确指向，这显然并非事实。无论地理位置还是行政区划，华南都是近代以来人们的认识，而非古代已有华南的特指。换言之，今日被人们叫作华南的各个地方虽然古已有之，但古代却没有用“华南”一词来专门指称。所谓广义的华南指中国南方，似是而非，很容易误导众生。 晚清以前，没有作为特定专有地域指称的华南之说。华南一词的出现，目前查到较早的为1895年出版的《甲午中日战辑》，由“东莞王炳耀煜初辑”，其中提及：“西四月二十六号伦敦特报日：中日议和，据电报所传，内有数条于欧洲颇多关涉。……日本在中国之北，既得旅顺口、威海卫以扼守京邸之海门，又在华南踞守台湾、澎湖以中梗欧华通商之孔道，是不啻双手合抱中国，而屏各国之人为门外汉也。各国能不亟起阻挠，以免日后之大损哉！”[2]《甲午中日战辑》的编著者名王沾辉，字炳耀，号煜初，广东东莞人。1843年生于东莞县官涌乡，是中国礼贤会第一位传道人王元深的长子。王元深是信义宗礼贤会的牧师，妻子早逝，便把两个儿子托付给德国籍牧师叶纳青(Ferdinand Genahr)，让他们在叶牧师于惠州所办的传道学校读书。经过一番周折，开始不好学的王炳耀感悟到生活的艰辛，立志读书上进，成绩很快名列前茅。1866年为传教士，后被聘为香港信义宗巴陵会育婴堂教席，1884年升为牧师。当时伦敦华人建立自理会，在香港建道济会堂，又公推其为司铎。孙中山在香港求学时，每逢主日都要到道济会参加礼拜，听王炳耀讲道。后王炳耀又与温清溪等发起成立劝诫鸦片社。1902年病逝。 王炳耀之外，王元深的另一子王谦如也是香港的名牧。王炳耀和王谦如子女众多，王炳耀有子女十人；王谦如有子女九人，王家成为19世纪香港有名于时的信仰基督教大家族。王氏子女在香港接受西学教育，又受到教会风气的熏陶，皆能成材成器，以王炳耀的六个儿子最为显赫。七男王宠贤童年早逝，王宠勋、王宠光、王宠佑、王宠惠、王宠庆、王宠益均学有所成。六男之中只有长子王宠勋没有到外国留学，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后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堂任教。其余五兄弟均留学英、美。四子王宠惠为法学博士，曾任民国政府司法部长、外交部长等职。 王家的背景显示，华南之说的出现，当与来华西人尤其是欧美报纸的报道和传教士的翻译有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华南一词只是偶尔用之，而且基本都出自外国或来华外籍人士。如清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1899年7月2日)《申报》第9415号的《胶湾政策》，根据伦敦来信引述德国某官拟就呈诸议院的振兴胶州湾诸策，其中提及“青岛为作客华南之诸西人避暑处，若有欲设山东全省筑路开矿公司者，必设在德界之内，所定章程务期与德律无悖。此后倘再辟一新疆，德律即随之而往。惟有关于华事者，则华律或可相辅而行云”。 晚清使用华南一词的情形并不常见，而且所指很可能只是中国南部的简称，未必如今日专指南方的某些特定地区。进入民国，华南的指称逐渐增多，其中一部分与日本有关。如日商在上海设有华南洋行、华南银行。[3]日系航运公司所辟航路也分成华北、华南各线。1923年10月，“日本福冈县教育会所发起之华南教育视察团谷甚藏等二十一名已于前日抵沪，当日在沪视察日本小学校、公济医院等处，旋赴杭州观潮，预定今日回沪，续赴苏州、镇江、南京各处视察，十日回国。据该团长谷甚藏言：该视察团之目的，在视察中国之教育设施、教育方针与状况，及为教育背境之名胜等。又据该团员武藤直治言：此行意在分科调查中国并日侨之教育状态、人情风俗、各国之殖民地政策及各国之产业(工业及农业)等，调查结果将择要发表。又该团系福冈县各中小学校长等所组织。”[4]该团考察的范围在长江下游的江浙，所谓华南，显然与今有别。况且就日语本身而言，晚清一般称为南清，民国以后则称为南支，很少直接使用华南。出现在《申报》上的报道，当是翻译使然。 除了日系商企，中国也有一些公司、工厂、学校冠以华南之名，如上海的华南电气公司、华南机器厂以及福州的华南大学。[5]1922年，同济毕业工程师舒震东、龚积成、赵际昌等联合上海中外著名工程师组织华东同济工程事务所，“专计划一切大小工程，其中分机械、土木、建筑等部，事务所暂设闸北宝山路鸿与坊华兴里八十九号，已于日昨开成立大会。闻该所与上海之中西、广东之华南、及北京之华北各工程事务所均已接洽妥协，对于工程上互相提携，将来该所于我国工业前途，裨益谅非浅鲜也。”[6]这些名称及其分布显示，首先，华南仍与外洋有关；其次，意涵所指与今有别，但也出现特指广东等具体地方的情形；其三，使用华南的地域不限于一处。如位于上海的华南影戏公司、华南印书社、华南烟草公司、华南旅馆、华南国货公司、华南农场，复旦大学还有一支华南篮球队。所指既有对南方特定地区的专称，也可能是笼统包括南中国的泛指。 民初对于华南一词的使用影响最大的，当属远东运动会。该项赛事由菲律宾、中国和日本发起。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第八届改为三年，最后两届为四年一次。1920年，组织赛事的远东奥林匹克委员会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并更名为远东体育协会。中国参加了历届远东运动会，直至1934年因为日本坚持把“满洲国”拉入，中国强烈抗议并退出，远东体育协会因而解体，远东运动会随之消亡。 参加运动会的重要准备是选拔运动员，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别显著，缺乏统一组织，而且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所以遴选事宜采取分片进行的办法。1919年5月，第四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举行，为期一周，“我国此次遴选与赛员，分华南、华北两部。兹悉北部与赛员四十人，于上月二十八号出京，带同职员五人，乘津浦车南下，已于昨(一号)晨抵沪，由四川路青年会招待一切，定本星期日乘‘哥伦比亚号’轮船出发。本埠与往者有南洋公学李大星等九人，青年会朱镇庚一人。”[7]这里的华南、华北，显然是南北中国的简称。 1921年5月，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各项参赛选手分片产生，分别组成四支队伍，“中国选手号数自三百号起，分华东(东方八大学)、华南(福建、广东等处)、华北(东三省、直隶等处)、华中(湖北等处)四部分。”[8]如足球、篮球等，均分区组队参赛。5月26日晚7时，“远东运动会总干事葛莱博士在西藏路一品香欢迎各处运动员及各队领袖，除华东外，华南、华北、华中各队员皆到会。葛博士并致勉辞，略谓：此次远东运动会，已费六个月之预备，以有今日之成功，吾辈兴致愈接愈近。数日之后，即将举行。诸位运动员此次由各处来申，平素相隔千余里之遥，声气虽通，见面殊难。今日相聚一堂，正可藉此握手联欢。遂请在座各组如华北、华南、华中依次起立，华北到者十人，华中五人，华南四十四人。”[9]南北东中的划分，尽管仍与今日习惯不同，已经显出后来大区分界的端倪。 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依然分区组队，但减少了华中区，而且要先由各区进行预赛来决定哪支队伍代表本区参赛。即是由一区之内的强队代表该区出赛，而不是挑选出该区的强手共同组队。如“华北、华东、华南篮球队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最后预赛时，华东一队业经运动会竞赛委员决定，由约翰篮球队代表。目下代表华南之广州队业已到沪，而华北大约于星期日晚间来沪，至迟不逾星期一。其比赛程序，星期一由华东与华南为第一次比赛，星期三由第一次负者与华北为第二次比赛，星期五由第二次胜者与第一次胜者赛。是故第一次比赛之负者倘能于第二次之获胜，则于星期五仍有比赛机会”。[10] 由于分区组队和关注赛事等因缘，1921年和1923年远东运动会期间，成为报馆频繁使用华南一词最为集中的时段。 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的比赛成绩很差，引起体育界和关注体育事业的各方人士的深刻反省，设法努力改进。“自中国在远东运动会失败后，国内各界人士均致慨于中国无体育机关，以为积极提倡运动，及将来加入远东运动会之准备。兹有唐少川、熊长卿、卢炜昌等发起组织中华体育协会，筹备以来，已将匝月，各方对之均表赞同。昨日唐君等八人联名致函国内体育界及各名流，定于明日(星期六)下午二时起，假座四马路岭南楼召集发起人会议，讨论进行方针并附去拟就之宣言草章。”会议宣言对于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五届失败，尤其以第六届成绩为历来最差，“大家都以为这是中国体育在国际上的奇耻大辱。远东选手及领袖回国后，曾于六月六日在《时报》馆开过一次讨论会，列席的选手领袖有华北杜连科代表张德平、华南刘福基、华中杜荣棠、华东沈嗣良，女子选手领袖高梓女士及其他热心体育人士。”会议讨论结果，“对于组织体育机关一事都认为急不容缓之举，因为有了这个机关，可以请求政府的赞助，引起社会的注视，叫一般选手平时有联络的机会和充分的准备。”[11] 1923年7月7日，中华体育协会召集人会议假座岭南楼如期举行，到者30余人。“首由戈公振起立致词，略谓此次中国参与远东运动会，论者早知无优胜之望，良以中国平时既无体育机关，又乏相当准备。迨失败归来，各方均极愤懑，欲从根本上所建设，曾举行一讨论会，当时决定先从华东方面组织一体育会，然后与华南、华北、华中各体育会组成全国体育会。后唐少川、熊长卿君提议先组全国协会，再组各处分会，并拟在中国各部建筑大规模之运动场，其经费则在国内外募集。各方对此提议表同情者颇多，故有今日之会。请诸君共同讨论一具体进行方法云云。”相继演说者对于组织中华体育协会均一致赞同，议决用中华体育协会名义联络华南、华北、华东、华中各体育会，定期举行成立大会，并拟暂假北四川路中央大会堂为临时筹备处，“当举出唐少川、马子贞、沈信卿、郝伯阳、卢炜昌等二十人为筹备委员，卢炜昌、戈公振、陈公哲、郝伯阳、侯可九、裴国雄、马西民七人为筹备会执行委员。”[12] 第三次全国运动大会于1924年5月22日至24日在武昌举行，对于参赛费和奖额作出新的规定，所有参赛者必须缴纳参赛费，团体每队3元，个人参赛第一项1元，以后每项半元。奖项则设(甲)全国个人或团体奖；(乙)省奖；(丙)区奖等三类，后两类以占优胜数多寡计算，区奖还须依照下列分配标准：1.满州；2.华北(直、鲁、晋、豫)；3.华西(陕、鄂、湘、川)；4.华东(苏、浙、赣、皖)；5.华南(闽、桂、粤、贵、滇、香港)。各项运动非有两区加入与赛者概不给奖。[13]除华南、华西外，这样的区域划分与现在已是大同小异。 可是，上述通告是由设于上海的中华业余运动会联合会代发，一周后，从武昌发出的第二号通告，将区奖的区域划分更正为(甲)华北；(乙)华南；(丙)华东；(丁)华中；(戊)华西。[14]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分区去掉了满洲，增加了华中。这样的调整，势必相应地影响到华南的涵盖。 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历届全国运动会均按分区组队或竞胜的方法进行，华南概念的使用在这一领域出现的频率最高，而且所指比较明确稳定，与现在的华南范围大体吻合。1924年6月，江苏省教育会附设的体育研究会经过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的洗礼比较，鉴于中国体育事业分区建设，“华北组织较为完全，成立已逾十载，华中、华南亦已组织，刻尚力求完备，瞬息当有可观。惟我华东尚无正式机关，率以东八大学代表之，偏而不全，至以为憾。同人佥以江浙乃东南重镇，提倡体育最早之区，未观厥成，徒落人后。果能乘此时机，群策群力，联合两省体育机关组成华东运动团体，克期成立，犹为未晚，于国内既足以表示有系统之组织，于国外且可以表彰我开体之情神，影响所及，关系匪轻”，发起组织华东运动会，通函江浙各体育团体，并发表缘起，准备与其他各区争胜。[15]是年11月，华东运动会浙江分会致函各体育机关及各校校长，明确提到武昌举行的第三次全国运动会各省区大都有团体之组织，“黄河流域诸省有华北运动会，长江中流诸省有华中运动会，沿珠江诸省有华南运动会，独江浙两省尚无联合团体。”呼吁继江苏之后，召开华东运动会浙江分会。[16] 其他方面受体育运动会分区的影响，有的也按东西南北中分区组织。如1926年4月江苏童子军联合会董事李启藩、江苏省童子军总教练章君畴致函英国庚款委员长威灵顿爵士，请拨庚款一部分作为发展中国童子军事业的经费，其简章计划之一，就是“于华中、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各地分设童子军分会，以促进各区童子军事业，使全国事业平均发达与进步”。[17]这里的华南，所指大体如今。1925年，上海有人特为华南学生设立宿舍招租，美其名曰：“本宿舍主人鉴华南数省留沪学子日多，寒暑假期无适宜居住，特设一华南寄宿舍于爱多亚路五福里(即嘉应学生会旧址)，地处交通，招待周到，价格克已，实非沪上各宿舍所能及。现寒假将届，本宿舍尚有余榻，凡各学子其盍兴乎来。”[18] 早在1912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更名为中华教育会时，就将全国分为八区，直隶、山西、陕西、甘肃为第一区，山东、河南为第二区，浙江、江苏、安徽为第三区，湖北、湖南、江西为第四区，四川、云南、贵州为第五区，福建为第六区，广东、广西为第七区，东三省为第八区。[19]到1915年，演变成8个地方教育分会。1925年，分区增加到10个，各区涵盖的地方则有所变更，“或以一省为区，或联合数省为区。合各区面积而言，除甘肃、新疆、云南附属于他区外，已可包括中华本部。”10区名称依次为：华东；华南；华西；华中；直隶、山西；福建；毗豫；湖南；东三省；山东。[20] 总体而言，北京政府时期无论官方还是社会各界，使用华南集合概念的相对较少，而且内涵外延均不固定。其中将华南与华北相对的概念较为普遍。1924年，沪西绅商张国珍、李及贤等发起华南农场，开幕式演说提出中国以农为本，“淮南子以东南神州为农土，则江苏尤为宜农之地。惟社会上墨守成规，对于农学，弃置不讲，以致进步甚迟。此次同志组织华南农场，于试验之外，并愿在地方上尽劝导之意。开办伊始，请各界人士随时指教，以匡不逮，并望同人尽力经营，无负到会诸君之盛意。鄙人前与同志发起华北大学时之情形，与本场现状相似。今华北已扩充校舍，开办本科，而华南方呱呱堕地，华北犹兄，华南犹弟，希望小弟努力前进，追随老兄。”[21]谈到地理和交通，则以美国的山脉为横断，“吾国的大山，都是由西而东的纵断山脉，所以华南和华北的人民，常常隔膜着，因此语言、风俗、习惯、思想以及其他一切，双方不易融洽。”主张效法美国，以道路建筑为发展实业便利交通的利器。[22]这两处的华南、华北，都是南华、北华即南北中国的变相。 有时华南的概念使用起来似乎广狭兼有，例如谈论福建的路政，一方面说：“广东省城，自开为商埠以还，因受国外贸易之影响，实为华南西化最早之区。福建毗连广东，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订开商埠凡四，闽省占其二，厦门、福州是也。他若浙之宁波，苏之上海。”似乎仅指狭义的华南，可是另一方面又说：“在中国北部，区域广大，道路平坦，仅以马车为运输之利器。但于华南，则不为功也。其地除少数不幸之区种植罂粟外，其余遍地耕种稻禾。该项田地，需积水深三时至七时，地土既为有限，则除需用之途径外，实不能再耗废于扩充大道之用矣。且欲建筑道路于山麓之间，则距须藉机械工程之力。”[23]则又似指南北相对的南中国。 电影发行业存在类似情形。1926年，“为谋影片商与制片公司双方之便利及增高国制影片艺术起见，援美国制片公司联合发行之例，由上海影戏公司、明星影片公司、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等组织六合影片营业公司(英文名称为United Film Exchange)，设事务所于上海仁记路三十五号三楼，并在华南、华北等各大埠分设代理处，办理发行事务。”[24]该公司广告多次强调要在华南方面扩展业务，其华南所指，即中国南方。其他如新人影片公司在华南、华北、华西、南洋各地设立经理处。[25]民新影片公司“出品在华北之平津、大连，华南之省港澳，华西之湘鄂、长沙、重庆，南洋之星架坡、爪哇、菲律滨、安南、暹罗及加拿大、古巴、檀香山、欧美等埠戏院开映”，[26]该公司摄制人员前往香港、澳门及华南一带摄制时便道或前往中山县翠亨乡孙中山诞生地，摄取该乡景物及孙中山故居，以备将来摄制孙中山一片之用。[27]这些“华南”所指，则并非广大南方地区，而是如体育界分区的华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