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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州为华南中心的初显 与日本加紧侵蚀华南的谋略相对应，国民政府也试图加强对华南的控制及建设，以备不虞。华南地位的重要性日渐显现，华南的指称也日见明确。1934年底，财政部长孔祥熙在中央银行接见《申报》社记者时发表重要谈话，表示准备视察华南财政。据他说：“本人前为明了全国财政及各省废除苛杂情形，曾二度赴华北及长江、黄河流域各地详细视察，对各地经济以及农事生产等情况，得获更深一层之了解。惟华南方面，历次均因公务忙碌，未克前往。近闻年来华南教育、农村、经济等各项建设事业多有进展，且粤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先生亦有电邀本人前往参观及演讲，故余拟俟财政部及中央银行事务稍暇，抽空前往一行，对珠江流域广东、广西各地财务及农村建设等近况作一度考察，俾作中央对改进华南财政及经济等设施上之参考。”[64] 财政之外通讯是优先考虑事项，中国往来华南各处电报以广州为中心。其电路由有线电传递者有三：一是由上海出发，经沪福直达线至福州，再经厦门、汕头而至广州。二是由汉口出发，经九江、南昌、赣州，越大庚岭达韶州，而至广州。三是由汉口出发，至长沙、衡州、郴州、韶州而至广州，或由衡州、永州、桂林、梧州而至广州。由无线电传递者有二：一是粤汉直达，二是沪广直达。由水线传递者，有外商大北公司所设的沪港水线而达香港，转至广州。“此华南电路之大略情形也”。上项有线电路，迭经战乱，年久失修。粤汉直达阻断已逾20年，其余各路，支离破碎，从未开放直达。近年湘闽赣三省各段杆线，虽因军事进展，随时抢修，然因陋就简，工事不坚，不能直达工作，辗转递报，稽延时日。若遇天时或盗匪阻断，尤为误事。故以前国内各商行发寄华南电报，因其准确可靠，多愿加付水线费，而由沪港水线拍转。数十年来，丧失利权，何可胜数！及沪汉粤三处无线电台成立，开放沪广粤汉两路直达，挽回利权不少。但以电机容量有限，若将华南各报均交两路拍转，事实上固所难能，且终不免拥挤延误之虞。交通部为疏通南北电信交通起见，选择粤汉最捷之线路(即长衡韶广线路)积极整理，加设杆线，以期直达。其余如赣闽两省线路，亦正着手修理。湘粤线路工程于1934年6月开始进行，次年1月始告完成，2月11日实现粤汉直达通报，成绩甚佳，来往电报，迅速准确，20余年粤汉直达阻断之线今由湘省开放完成，“从此华南消息，瞬息即达中原，对于全国通讯上当有莫大贡献也。”[66] 通讯顺畅，交通亦提上议程。1936年2月，罗文干到南京接洽黄埔辟埠经费，会晤各主管当局，并确定日期进谒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商谈。据称：“黄埔治港辟埠，即总理《建国方略》中建筑南方大港计划。广州在华南商务上占极重要地位，但以港身太浅，大船不能进口，自香港开辟后，华南贸易中心悉移香港。现粤桂内地交通渐决开发，粤汉路不久告成，建筑南方大港，实不容再缓。至辟埠计划，自民十四年后，已迭决拟订。”[66]罗文干的行为，表明广东方面也在积极利用有利时机加强自身地位。早在1920年代中期，广东就有争取成为第三学术中心的努力，要求分拨日本退还的庚子赔款在广东建立应用科学研究所。而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一直自视为华南最高学府，对于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仅仅选择资助香港大学不以为然，此时趁国民政府加强华南建设之机，上书庚子赔款中央董事会，请求拨款500万元，作为在小北建筑新校舍的费用，谓全部计划共需2100万元，中央与地方政府已设法筹款，但所缺犹多。“查中山大学为华南学府，与香港大学同一重要。”如董事会不能全从经常捐款中拨给500万元，则请分年拨付息款，以500万元为限。[67] 至此，华南的指称日趋具体明确，但是不仅缺少正式依据，就连约定俗成也尚在过程之中。直到1936年，律师公会还将全国分为三区：1.华南区：即首都、上海、杭州、广州等各律师公会会员最多之区，规定7名。2.华北区：即北平、天津、山东等各律师公会会员次多数区，规定5名。3.华中区：四川、汉口、江西等各省律师公会，因会员最少，自愿退让。以上规定之12人中，俟决选时，产生律师界之十代表。[68]这里的华南包括长江下游的江浙，但不含长江中上游各省，与通常广狭两义的华南均有所不同。1937年4月，法国前越南总督范连尼到南京，据其自称：“予离安南之后，即至华南云南、广西及广东视察。”范氏是第一次来华，“盖当范任总督时，正值中国革命内战时代也。然依其今年视察之所及，则中国诸事，均有进步，而尤以建设方面，更为显著。今日在华南之旅行，其便利殆与沪宁间之往返，大有相似处也。”[69]其两次提到华南，前者是华南的各省，则一般不在华南范围之内的云南也被算入。后一次华南以沪宁作比例，应指狭义的华南。 由此可见，华南的名词虽然近晚清已经出现，直到1930年代，依然涵盖有别，究竟何所指，使用起来因人而异，言人人殊。如日本福冈县的华南教育视察团，所视察的地方，主要是长江中下游的城市。而上海中外商人以华南为名的工厂、银行、公司，也未必与后来认定的华南有所关联。较为明确与后来华南相似相关的，一是航运公司的华南航路，包括粤港线：二是华东同济工程事务所要与广东的华南工程事务所相互提携。至于台湾省以及设于福州的华南大学，虽然所处地方(尤其是闽南地区)的经济布局和人员移动多倾向于华南板块，因而有时也被放在华南的范围，可是常常被划入华东，所以也有人认为福建省和台湾省成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两个概念的交迭区。 来华西人开始使用北华、南华，仅仅是泛称中国的北方和南方，有时华南的意思与南华相同，并非特指南中国的某个具体地区。1920年代前后参与远东运动会期间，为了避免政治上的分裂割据造成阻碍，采取分区选拔选手组队的办法，出现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划分及指称。这一划分至少有两点与后来的地理及行政区划不同：一是由于体育的发展较为落后，没有西南、西北等分区；二是东北纳入华北的分区。而且各区主要是以学校等单位原有的运动队为基础选人组队，并不采取海选的办法，所以具体的地域划分只能大而化之。不仅如此，这样明确而固定的分区当时仅仅适用于体育界，主要是为了应对政治上割据纷争局面的权宜之计。而在政区划分上，不仅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一般被归入西南，就连后来在华南概念下地位最为稳定的广东(包括隶属于广东的海南岛)，也常常被认为是西南的一部分。这不仅见诸坊间和媒体习用的西南各省、西南军阀等指称，更有正式的政治建制作为支撑。 1931年，因蒋介石在南京汤山关押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引起内讧。反蒋的国民党中执委、监委委员南下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在汪精卫、胡汉民的主导下，依靠两广等地方的军事实力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是年底，蒋介石下野，宁粤合作，广州反蒋派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举行了两次联席会议，决定取消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名称，另外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西南分会等机构，处理西南的党务、政务、军务。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其实两广仍然维持半独立局面。 1936年7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陈济棠下野，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行政院也同日宣布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在此之前，两广都属于西南的范围。而两广尤其是广东，正是后来所称华南的核心基础。当然，西南政务委员会媒体有时也称为“华南”，与同样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华北相对应。有消息称：“华北、华南政分会案，宁粤双方观点不同，俱极重视。综观各委意见，原则上并不悬殊，但对新闻界谈话，谓通过与否，待决于全会，实则大致已有约定。蒋曾于十五前之中常会提出讨论，经众决提交全会，趋势所至，似必实行。其组织及权限，尚须从长计议。”[70] 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陆续设立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中南六大区。中南大区包括后来的华中、华南两个区域，广东即属于中南大区。大区的设置及其称谓既有各地历史的渊源，也受到中共自身发展进程的影响。中南大区取消后，区域概念分别由华中、华南的指称取而代之。 上述情况说明，无论清代、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华南基本上不是正式通行甚至常用的区域称谓，不仅适用的范围有限，使用的时间也不能长期持续，所指更是变动不居。概念及所属的含混变化，显示华南是否一直以今日的形态构成独立区域，与周边地区不同，不无可议。目前以广东为中心的指称，除了一定的历史渊源外，主要是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地位的上升。至于福建、江西、湖南、广西等省份，究竟是属于华南还是华东、华中、西南，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况且即使广东，也曾有中南、西南等不同的归属。用今日的观念认定这些地区现在同属于华南，一般而言问题不大，但是若进而用这样的概念考查历史上华南的内涵外延及区域内外的关系，就很难避免以己意增减古人之妍丑，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受此误导，历史无疑会朝着今人所处环境所决定之是而被再度创造。 大区与分省的关系密切，大区的分法及其变动，与区域内各省的地位升降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中国历史上的省，原设于中枢，元代才出现分地而治的行省。而且元代的行省，既因缘唐宋的道、路，也有自己的行事规划。如唐代的岭南道，宋代的广南路(后分东西)，均将两广合为一体。而元代广东属江西行省，湖广行省则包括广西。明清以后，分省才逐渐演变为大体如今。况且分省开始不过与部院分事而治相对的分地而治，并非所谓地方行政层级。随着清中叶后行省的固定化为直省，尤其是晚清推行洋务新政以及外官改制，且受日本行政观念的影响，省朝着地方最高行政层级的方向转化。与之相应，分省意识逐渐形成，并随着以省为单位推进各项新政事业而不断强化，以省为名的会馆、书院、学校等设置以及各省同乡会和新式社团日渐增多。在此过程中，用近代外来行政观念考察各省军政长官的身份地位，便有中央政务官与地方行政官一身二任的性质，这在世界各国中绝无仅有，由此产生的种种纠结，使得省制问题直到国民政府时期依然令人相当困扰。后来虽然在体制认定方面日渐明确，可是实际运作之中仍然存在种种两难的情形。迄今为止，与此相关的各种行政、财政、人事问题，依然或隐或现，让不知症结所在者倍感棘手。 以省作为固定的政区并清晰划界，因缘历史，严格说来不过200年。省界内外的联系与分别，随之出现变化。这无疑会影响大区划分的差异性与同一性。有时一省之内的差别之大，远过于和其他省份相邻地区的联系。从省与省的关系看，也是变动不居，未必如今，尤其是未必始终以经济发达与否确定主从地位，清代陕甘总督治下的甘肃与陕西，以及民初的川、滇、黔、桂、粤，往往穷省可以凭借政治军事的实力而居于强势。两广的情势即相当突出，虽然清代两广总督的治所设于广州，对广西政务处于主导地位，可是进入民国之后却恰好相反，作为众多地方军阀当中唯一能与蒋介石中央分庭抗礼的桂系，不仅拥有桂军，而且把广西建成有数的模范省，对广东的影响力常常大过广东对广西的影响，桂系的势力甚至一度控制湖北和安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