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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域研究的本旨与流弊 综合上述，各省之上的大区划分并非中国历来所固有，主要是近代由域外看中国产生的概念，无论媒体、教会、市场还是体育界，都带着西式有色眼镜。民国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和日本逐渐加快侵华步伐，使得大区的指称用法越来越广泛，并逐渐趋于约定俗成，只是尚未定于一是，存在名同实异或名异实同的情形。大区概念的使用，大都不过为解决当下的问题图个方便或因陋就简，并未深究分区的当否以及意义。这样本无深意的分区，在1960年代后期海外兴起的中国区域研究中有所发挥。区域研究的初衷，是鉴于中国幅员广大，差异显著，若是一概而论，难免以偏概全的局限，或是流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只有缩小空间的范围，才能超越大而无当的粗疏或见木不见林的偏蔽，切实求得整体的把握。可是实行起来出现若干不无可议的偏向，值得注意的有下列各项： 其一，用现行的行政区划作为分区的依据凭借，上溯考察该区域的社会历史文化。这犹如傅斯年所批评的将2000年集于一线，用后出的概念考察之前的分区，很容易先入为主地发现相似性，导致将现行区域内各地方的历史强行牵连在一起。预设区域，势必以假定为主导，所有的联系及分别都是在预定的范围内自说自话。实际上现行区域内的各地，在历史上未必以统一区域的形式相互联系，或是与其他地方的联系更为主要。用后出的集合概念研究前事，即使晚清分省意识已经明确，直省地位显著上升，以省为单位的区域研究仍不免忽略当时一省各地以及各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其二，将所认定的区域内没有事实联系的现象想当然地视为同类并加以归纳。研究基层社会，往往苦于没有特定地方的连续性资料，可是既然按照后来观念预设了一定的范围为同一区域，则凡是历史上在此出现的事情，均分门别类地视为相同事物，进行归纳分析。其实这些事实是否同类，全在研究者的主观认定，否则就无法使之相互联系。这样的求同本来就与史学的见异背道而驰，如果缺乏必要的学术自律，更加有如天马行空，任意驰骋。而有连续性资料的基层社会单位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全面掌握才能定点取舍。随意选点随便下手，只能穿凿附会地将并无实际联系的区域内各地方形似而实不同的人事现象组合在一起，并套用外国别科的框架加以组织阐释。此外，研究单位日渐下移缩小的趋势带来的问题之一，是相关资料缺乏连续性和丰富性，只能跳跃地进行类像化处理。而且单一记录不易像研究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那样进行多方比勘印证，又和初民社会研究类似，大都不会被他人或后人反复勘验，说起来像而未必是的情形所在多有。 其三，缺乏整体观照，只就局部具体立论，所谓区域性特征，一旦放宽眼界，则或大同小异，或生搬硬造。最为典型的是一般区域文化研究，各自的分区看似有历史渊源，其实不过是画地为牢，重新编织组装材料史事。据此形成的区域文化史，与其说是重现历史本相，不如说是杜撰各人心中的历史。即使旁征博引材料，却脱离事实原有的时空位置及彼此联系，貌似叙史，实则演义。诸如此类的再创造，只是借述说历史讲出各自心中的认识。受此误导，一些史上实有的实事，也会被重新解读乃至塑造。例如浙东学派的研究，大都不能分别历史上浙东、浙东学术及其指称的渊源流变，在梳理历来的相关史事和指称的基础上，重现二者关系之间的联系和分别。各自依据心中之是重编浙东学术的谱系，实在是创造历史而非研究历史。 其四，中国历史文化的统一性无论空间还是层面，都被严重分解。中国历来大一统与因地制宜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区域研究引进社会科学以及人类学方法，受生成系统(无大传统)和方法本身(重调查轻文献)的制约，假定个别等同于一般，极易脱离大传统而专就小传统立论。这与中国历史文化的本相相去甚远。中国社会长期大小传统并存互渗，小传统往往由大传统推演而成，区域研究如果没有整体关照，中国历史文化的统一性很容易被人为肢解。将区域研究的经验放大，还会形成以局部为整体，从局部看整体，由局部求通论的偏见，导致对中国历史文化认识的根本谬误。 区域研究的流弊，根源于学人欲突过前人而力有不逮，无法循规蹈矩地接着做，只能另辟蹊径，借由外力，以求出奇制胜。欧洲各国，主要是拉丁方言区分裂而成，国土人口有限，美国虽然地广，却是联邦制或邦联制，各州独立性很大。在欧美人士的眼中心底，广土众民的中国如何能够长期连接形成一体，实在是匪夷所思之事。戴着自己的本色眼镜，自然容易看到区域之间的差异，而不易把握彼此的联系。其实中国凭借独特的语言文字和文化同化力，早已过了分封的时期，进入一统的时代。或指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不及他国，不过是以现在国家为单位，倘若放眼全球，中国历史上正是几乎竭尽所能地融合了很大一部分世界而成，而且迄今为止，仍是真正融合有间的最大部分，除此而外，岂有他哉。 就此而论，理解中国最为关键的恐怕并非区域的差异，而是在存异之上能够求同。以欧洲中心的准则为尺度，中国的大一统受到的批判远过于理解。尽管大一统的一些做法以及统到何种程度不无可议，可是却不像历史上其他大帝国那样昙花一现，不仅一脉相承，而且很难解体。不仅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成为循环往复的规律，而且分的趋势日渐减弱，合的状态日益巩固。考虑到当今欧洲共同体连有限的统一也很难维系，就不难想象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并且经历治乱分合而长期持续，的确难能可贵，确是最为重要的特征和本质。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大一统，凭借的主要不是暴力强制，而是文化同化，单纯或主要依靠武力的大帝国，基本不能持久。中国的化人与欧洲的分界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层次，重视区域差异说到底还是分界的变相。 毋庸讳言，中国的融合尚未达到无间的程度，因而不会故意抹杀差别，弄些表面上看起来单一的假象，所达到是和而不同的境界，不必强同，也能共存。抗日战争期间，傅斯年等正是因此而反对鼓吹边疆民族，顾颉刚对此予以正面回应并进而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只有在这样的整体观照之下再来研究人与地不同的具体，才有可能贴切地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渊源流变及其本质特征。 观念偏差之外，主导区域研究的理论方法也有些似是而非的影响，主要体现于两方面，一是受到学科发生于初民研究的制约，有意无意忽视大文化；二是误解所谓田野调查，连带进一步放大了对于文献记录的怀疑。 人类学原本是为了初民社会的研究而发生的，随着研究对象的逐渐减少，到1930年代，面临着时段和层面下移的重大转折。费孝通适逢其会并且因缘巧合进入中心位置，按照他的看法，“当时的社会人类学事实上是一门研究殖民地上土人文化的学科，明确提出可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谓‘文明’社会，应当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大约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从人类学本身来说，当时正在酝酿一个趋势，要扩大它的范围，从简单和落后的部落突入所谓‘文明社区’，就是要用深入和亲密的观察方法来研究农村、市镇，甚至都市的生活。在地区上讲，过去人类学家研究的范围大都是在非洲、大洋洲和北美，新的趋势是想扩大到亚洲和拉丁美洲，而这些地区主要是文化较高的农民。”[71]在此转化过程中，人类学的方法固然必须有所调整，基本性质仍然不能不受生成系统的制约。而初民社会无论上古(考古学)还是当时(人类学)，主要对象是人地较小的单位，一般只考虑内部，较为忽视与上一层文化的联系。另一方面，则又假定任何单位在相对独立的同时都具有普遍意义，每一个体如同分子细胞，与其他个体同质。这与文明社会尤其是中国的情况无疑相去甚远。 由于历史的演变和地理环境的作用，中国自然形成不同的区域，这些区域的范围及内外关系在历史上变动不居，使得不同区域之间的分别及联系错综复杂。更重要的是，长时期的大一统取向及分合治乱的循环往复，无论王朝体制还是社会组织，有意无意地采取各种形式促成跨地纽带域的社会联系，地缘性往往成为社会成员广泛交往联系的凭借。如避籍制使得京官的同乡组织发达，与原籍绅士相呼应；绍兴师爷依靠地缘关系持续占据幕府的席位；大小商帮一面背靠原籍的物产交通等优势，一面凭借地缘性的会馆、公所等组织成为居住地的重要社会势力，促使原籍与旅居地联系的增强。由于城乡之间较少人为制造的壁垒，流域经济孕育的富庶地区形成枢纽，辐射面宽，联系和影响往往大幅度超越地方界域。 总体而言，中国的社会流动性较高，经历分合治乱的反复，加速加强了融合的程度，各地域之间具有多样化的联系机制。即使在分裂的状态下，各个层面的交往联系也通过各式各样的渠道持续进行。晚清遭遇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可是社会联系的格局并未改变。如上海等城市凭借商帮以及各种新式社团、传媒、邮电等形式，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与原籍及各地交往的频率进一步加快。以区域史或城市史的观念，很难全面关照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全局性作用。一些中小城镇亦如此，如浙江湖州吴兴南浔人士在湖州、苏杭、浙江、上海乃至全国，占据政治、经济、文化界的许多要津。民初重陷割据分裂的状态，虽然政治对立，军事混战，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交往联系却始终未曾中断，教育、体育等项活动，还一直由全国性组织主导进行。 在社会科学的影响下，一方面，史料的类型大幅度增加，除文献之外，各种器物、图像和口述资料也进入史料征引的范围，甚至发掘现场也成为重要的历史证据，另一方面，基层社会研究本来就文献不足征，同样文献不足的上古历史，即陷入疑古辨伪的窘境，这使得主要以文献史料为依据的历史研究在古史和基层社会等领域受到强烈冲击，发掘调查成为回到现场的重要取径。 不过，民国以来的学人对此也存在误读错解。新一代的人类学主张离开书斋，回到实地，主要并不是因为一般而言文献不如实地考察更加可信，而是由于人类学在开始阶段所依靠的文献，基本上是各种外来者的记录。正如费孝通所描述的英国新旧两代人类学者的差别，弗雷泽(James Frazer)很像中国旧式的冬烘先生，高坐在书斋的太师椅里，伏案终日博览群书，阅读一叠叠从英国当年旅居在广大殖民地上的官吏、商人和传教士寄回的书札杂记，用进化论构筑海外各地土人生活的理论。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则反对用异样的眼光将土人的行为和思想看得乖僻离奇，主张实地和土人们一起生活，从内部真实体验和了解他们的文化。所以他呼吁人们从关闭的书斋走出来，到人类学的田野里去吸一下清新的空气。[72]其间分别的关键，并不在文献与调查，而是认识对象的外感与内化。 中国早已脱离初民社会，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一以贯之，有着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考古学的文明史部分，不仅不能摆脱文献和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印证文献的古史记载。傅斯年针对李宗侗所说古史的定夺要待后来之掘地的看法告诉顾颉刚：“诚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论一个问题。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若关于文籍的发觉，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许文书的发现，这等事例岂是可以常希望的。)而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这是不能为后来的掘地所掩的，正因为不在一个题目之下。岂特这样，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现存的文书如不清白，后来的工作如何把他取用。偶然的发现不可期，系统的发觉须待文籍整理后方可使人知其地望。所以你还是在宝座上安稳的坐下去罢，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73]史语所后来的重建，半是所谓史前时代的拉长，半是文明史初期的完善。至于三代以下，顾颉刚的做法和傅斯年的说法均未过时。 关于不同国度史料与史学的关系，章太炎有过整体性的评论。他指责“今人以为史迹渺茫，求之于史，不如求之于器”是“拾欧洲考古学者之唾余也。凡荒僻小国，素无史乘，欧洲人欲求之，不得不乞灵于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寻此迂道哉？”中国即是“明明有史，且记述详备”，可以器物补史乘之未备，而不宜以器物疑史乘，或作为订史的主要凭据。[74]李宗侗误以为欧西古史资料多，其实不然。葛兰言(Marcel Granet)当年试图研究欧州的古代民史，因为缺乏资料，不得不转而研究中国。中国古史文献繁多的特点，一直制约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虽有地上与地下之分，仍是以文献证文献，而不是以古器订古史，更不是以发掘重建古史。1930年代成立于北平的考古学社，对于掘地和金石学同样看重，其所谓考古，主要还是考证文献记录的古史系统。所以社会人类学者抱怨道：欧州的考古学包括古地理学、古动物学、古植物学、先史人类学、先史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古语言学，而我国现代学者往往仅知在文字学一方面努力。②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批新锐考古学人对于中国考古学与文献的密切关系依然感到困惑。对夏文化的期待成为中国学人的重要情结，背后也受此制约。 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人类学将研究重心从初民社会转向所谓文明社区，是要用深入和亲密的观察方法来研究农村、市镇，甚至都市的生活。如果说马林诺斯基呼吁人们走出书斋进入人类学的“田野”，作为初民的生活地方还大体成立，作为文明时代的田野，就很容易误解为仅仅限于乡村社会。其实，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所谓田野，出自对于field一词的误译，其本意应是“实地”或“现场”。即使马林诺斯基，与其说是强调离开书斋文献，不如说是抛开外来者戴着有色眼镜的描述记录，回到研究对象活动的实地现场，像研究对象一样地从事各种活动，以求达到对于该文化的内在理解。不仅如此，要想像马林诺斯基所主张的那样从内部真实体验和了解土人的文化，以及费孝通所说用深入和亲密的观察方法研究文明社会人们的生活，仅仅靠走马观花的调查，难免仍然外在，要想实现文化内化，必须亲自回到现场，实地和土人们一起生活。无论内化与外在两派如何聚讼纷纭，行走式的调查是无法真正体验和了解土人文化的。同样道理，对于文明社会的研究，也应当想方设法使自己内化。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研究同时代身边事，可以借助调查，无需内化，因为他本身就是文化内人。若是研究已成过往的历史，要想穿越时间，回到现场，哪怕是本地人，仍然离不开文献史料，内化式地熟悉现时现地生活只是有助于更加贴切地理解史料，只有全面系统准确地解读史料，才有可能亲临其境地回到历史现场。 所谓回到历史现场，不仅要回到一定的空间位置，回到事情发生的特定时段甚至特定时间，而且要想方设法回到实时实地，回到事情正在发生的过程之中，使研究者变成历史的亲历者。回到历史现场，就是要穿越时空隧道，和历史人物一起经历其事，而且不是作为旁观者，也不仅仅是参与者之一，而是力求和所有亲历者一起经历他们各自所经历的全部过程。回到没有后出外来概念的时期，体会当时当地亲历者的言论行事，并且顺时序地了解观念史事从无到有的发生及其衍化。这样的努力永远不会与历史完全重合，因此也永远有继续努力的空间。 华南指称相对晚出，内涵外延变动不居。如果假定华南为从来就有，等于预设前提，用后来观念看前事，难免以现在的概念组装过去的史事，强古人以就我地理解前人的本意。历史上属于华南的，或许视而不见，不属于华南或同时还属于其他区域的，则反而被囊括，不能以历史的态度对待。因为不仅福建、江西、湖南是否华南大可疑问，广西到底属于华南还是西南也有异议，甚至广东本身的“华南”历史也不长且不定。笼统视为华南，是以当下的局势衡量历来的情形。这与浙东等研究的倒述大体相似，看似历史叙述，实则削足适履，而非量体裁衣。要想求其是，必先求其古，由求其古而致其是。在此前提下，应当重新思考适合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区域研究方法和取径。将华南之类的区域概念作为历史问题加以研究，首先应当梳理概念的发生及其衍化的历史进程，了解这一概念产生和流变的语境，尤其要注意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的变化以及指称相同而内涵外延不一，或是指称有别而所指全同的情形。其次应探究各种区域集合概念出现之后，对于所指区域相关人事的观念认识是否发生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影响了什么、影响到何种程度。只有了解渊源流变的来龙去脉，才能把握概念的意涵及其所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