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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的南进政策凸显华南 日本占领东北后，继续加紧侵华步伐，尽管内部有南进与大陆政策的纷争，华南却是一致的目标。这使得“华南”的名称再度集中出现于各个媒体。据1934年日文《上海日报》发表的中国贸易状况调查，长江一带大抵入超，华南方面各港则输出增加。按1月的统计，中部方面，如上海、苏州、杭州、宁波、温州5埠输入总额为66449000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325000元，输出总额24257000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1051000元。长江沿岸一带，如重庆、万县、宜昌、沙市、长沙、岳州、汉口、九江、芜湖、南京、镇江等11埠的输入总额为9344000元，输出仅263000元，比去年同期减少30000元。华北原为中国物产主要输出地区，如天津、龙口、烟台、威海卫、胶州、秦皇岛6港的输入总额为14554000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703000元，输出为13808000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558000元。华南方面，如福州、厦门、三都澳、汕头、广州、琼州、北海、龙州、拱北、三北、梧州、南宁等16埠的输入总额为15869000元，比去年同期减少8869000元，输出为12564000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787000元。总体看华南比华北、华中具有进一步开发的潜力。[49]这使得日本更加重视华南的经济价值。 1934年7月，台湾总督府将先期预定的对岸五领会议易名为“华南领事官会议”。据厦门日本领事馆称：台湾总督府每年夏季举行华南领事馆会议一次，今年依例举行。[50]内情却并非如此简单。原定的“对岸会议”，参加者为上海、福州、厦门、汕头、广州五地的日本领事，会期在6月。因为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乃宣告展期到7月，名称改为“华南领事官会议”，出席的领事减去上海，增加了香港。据7月10日台湾当局发表的此次“对岸五领事会议”之目的，“因为对岸各地有台湾籍民甚多，消极的欲保护此等籍民，积极的欲谋经济的进出、文化的贡献、与夫完成中日亲善的诸种之连络起见，特开此会，磋商各项应行事宜。可知其用意所在也。”出席者除五地日本领事外，由总督府总务官长平冢任议长，总督府总秘书长熊泽、保安课长坂口为干事，列席者有总督府内务部长小滨、警务课长石垣、文教局长安武以及外务省事务官田尻、拓务省事务官荒基、驻华公使官山田等。会议开幕时，由台湾总督中川健藏莅会宣读日本天皇关于脱离国联的诏书，并宣布总督府对于该会之希望及方针。所讨论各案，包括文书课、殖产局、警务局、财务局、文教局、交通局、专卖局、高等法院检查局、海陆军各部门的主管事项、协议事项、希望事项、依赖事项以及民间之事。[51] 据7月18日华联电，会议具体涉及华南的有：1.复活总督官房内之外事课。为进展华南，殊有复活外事课之必要，该课与外务省协同管辖华南一切之外交事项，外务省已赞成，故定明年起再设该课。2.恢复华南之市场，并为更进一步扩大市场，各领事须积极调查市场或宣传日货。3.汕头领事竹内提议台人自由渡华作经济视察，文书课长能泽对此予以原则的承认，并谓总督府已有准备，但困难点在于防止中国革命思想之流入台湾，及台人中之不稳分子(反日思想者)往来中国。4.植田殖产局长询问倾销台湾煤办法，港粤领均答只能待排日空气之缓和。5.植田又请各领为台湾波罗蜜罐头之推销斡旋。6.厦领竹本提议移台民往闽开始产业，植田承诺之，并嘱其具体调查准备。[52] 有评论鉴于中川总督、平冢长官、各局长、各领事及外务省拓务省代表均出席，中川总督于开幕时即表明对华南态度之主旨，会议议决通过福州、厦门日领提请总督府恢复外事课的议案及讨论包括殖产、文教、警务、司法、财政及海陆军等事项，断言“可见其任务并不止于驻外领事官之联络已也”。[53] 此次会议的正式结果，经总督府文书课公开发表的议案共有38项，具体如下：1.台湾总督府外事课复活事项。2.以“中日亲善主义”为纲领之宣传事项。3.给与中国人之团体视察台湾所关各种便利之事项。4.关于华南需用煤炭之状况者。5.关于中国凤梨罐头交易状况者。6.关于指导籍民殖产事业与奖励者。7.查禁私运金块出口事项。8.查禁私运伪币入口事项。9.关于博爱医院者。10.博爱医院增设产婆(接生女医)养成所事项。11.台湾总督府勤务警官兼用为外务省警官之问题。12.关于取缔华南各地之台湾人所营鸦片烟馆之方针所关事项。13.对岸情势之新闻记事所关事项。14.关于闽报(设在福州)经营事项。15.台湾青年所关事项。16.扩充对于中国人流行症预防注射施疗之事项。17.取缔漏籍不报者之事项。18.取缔由台湾以小型船向中国私运者所关事项。19.振兴台湾华南间之贸易事项。20.为扶助小本经营举行低利息资金出借之事项，以及各地台湾公会与台湾全地工商机关联络所关事项。21.关于扶助华南日台人金融机关者。22.华南日台人金融机关互相融通所关事项。23.对岸文化事业所关事项。24.关于改善教员(在华之日本学校)待遇。25.关于台北放送局(无线电)布音事项。26.关于调剂大阪商船会社轮船于福州停泊者。27.对于厦门、台湾间往来船客给与便利之事项。28.对于遇难飘到之船员救济费支出之事项。29.使中国海关对于遇难船与私运船有所识别之事项。30.使司法事务趋于简捷所关事项。31.对善邻协会所经营之新闻(即厦门《全闽日报》)予以积极援助之事项。32.关于各领署互助搜查逮捕所在犯人事项。33.关于通报侨民登记者之事项。34.关于领署代执行罪犯之处刑事项。35.关于拘拿票之形式事项。36.案件所关事项。37.疏濬广州仓库栈桥前之河床(该河系指珠江)。38.收回广东支库之固定放款案。这些议案，涉及与华南相关的经济、金融、贸易、文化、教育、医疗、新闻、司法、侨民等各个方面，涵盖广泛。恢复总督府外事课的建制，显然意在专门负责以华南为主要对象的各方面活动。除上列各项外，其未发表者尚有关于海军等事项的议案。 由于日本退出国联并加速对华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步伐，台湾总督府此次召集的“对岸会议”一时间引起国际上的严重关注，华南及菲律宾、南洋英荷属均形紧张。台湾总督中川健藏于会后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略谓：“领事会议因正值时局紧张之际，故易引起各方注目。然领事会非如各方所传之重大，亦非秘密。领事会在田总督时代曾开会议二次，嗣以总督府事务繁冗乃中断，此次不过复活而已。关于台湾对于对岸政策，系以增进彼我文化为基本方针，其他企图各该地台湾籍民与日侨经济的振兴之处，此外别无任何政策。病院学校或新闻事业等社会设施之经营，亦不外于上旨，为期彻底强化此方之意见，往往引起彼我之纷争与误会，为防止此项事情发生，乃使各领事一年一度来此作种种恳谈，今后将继续举行。此次会议之结果，将来对岸有积极设施之必要时，在可能范围内增加预算，以期伸张‘对岸政策’云云。”这样欲盖弥彰的辩解，令人更加觉得会议“用意甚深”。“台督之谈话虽意在解释，然字里行间亦足耐人寻味也。”[54]此后日本针对华南采取的各种形式的活动，完全印证了人们的揣测。1935年底，“日人在台湾举行热带产业会议及外海陆联席会议后，继又在香港举行华南日领会议，盖为日本南进政策之起始，内容虽秘，惟其以台湾为中心，向华南及南洋作经济的发展则系定策，地域包含闽粤香港及菲律宾英荷属暹罗，事业为扩张日货市场，推广航运，援助各该地侨民之经济等项。最近在厦门开幕之‘厦门金融组合’，即在此目的下应运而生。此项组织为驻厦日领奉台湾总督府之命主持，由台湾公会出面组织，前台湾公会长陈长福主其事。”台湾总督府为其提供补助资金经营储蓄抵押业务。[55] 1936年3月，风传有阴谋家拟在闽省设立自治政府，广州报纸对此予以极大注意，虽然时局危险已极，一般敢言的报纸还是公开指此事系日人背后主使，“谓日人意欲占领闽省，而为侵占华南之第一步骤云”。据路透电引报载某方报告，三月一日有解职的闽省保安队长等集议组织自治政府，“拟先组织闽省人民自治会及闽南民军，然后在德化、惠安等四处成立自治政府。查惠安为海口，台湾等处之接济可由该处而入。日官场对于闽省自治运动一事未发意见，但对自治运动有日人助之一说，已切实否认之矣。”[56]同时，台湾总督府又提议创设台湾拓殖会社，开发台湾南华南洋产业，作为实施南进政策的经济机构。“日本最近高唱‘北守南进’，于是南进政策甚趋积极。本来去年召集华南领事与海陆军部之外海陆联席会议及热带产业会议后，对南政策已甚急进，迨广田内阁成立后，台湾总督中川赴东京，提出‘台湾拓殖会社设立案’，得广田之允许。最近阁议，遂决定提出议会，大半可通过。”据日本阁议通过的拓殖会社法案大纲，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目的为开发台湾、南华、南洋，而促其事业之发展。为符合同样目的之投资共资金3000万元，年额1500万元，政府用现物出资，其余年额之大部分由制糖会社出资。会社的正副社长、理事、监事，均由政府任命，负责业务。台湾总督府接到议决消息后，即召集各部门官员会议，讨论磋商创立事宜，分别制作具体调查案，详商南华南洋设施费。总督府并以南进发展为立场，对南华南洋日人事业之开发或发展，每年有近60万元的设施费预算。[57] 华北事件发生后，国人对于日本政府南进政策的动向，似已不像对大陆政策那样关心，华联社特稿指出：“此实大误。盖日本在华北之进攻虽日紧一日，但其在台湾之经管，在华南之阴谋，在南洋各地之活动，亦在在有引起严重事态之可能。日本政府之野心，原欲并吞全中国，控制太平洋沿岸各弱小民族，以遂其独霸东亚之迷梦。其对外政策之动向，无分南北，究皆与吾国家民族之存亡息息相关者也。广田内阁成立后，永野海相以扩充海军实力，遂行南进政策，要求扩张海军预算总额为五亿五千余万元，并于最近发表海洋政策新方针，锐意向南太平洋各方积极发展，同时对于华南各省之活动亦甚为积极，如厦门浪人之活动，闽南各县汉奸组织之暗跃，皆由台湾方面予以直接或间接之援助。此为吾人不可不予以严切之注意也。日方当局为谋实现上述之目的起见，正拟变更台湾之行政机构，以军部人物充任总督，实行军政一元化，并拟设立拓殖会社以为经济侵略之大本营。此项计划目前正在特别议会商讨之中，实现之期当在不远。至对于陆军及空军之强化，亦进行不遗余力。现台北飞机场业已竣工，此项飞机场之筑造费时七月，设备完全科学化，机能之大，允称日本第一。最近日本政府所发表之海军政策新方针，其基调与陆军省之大陆政策完全一致，即欲南洋之优势为称霸东亚之更进一步准备是也。日本政府向南洋发展，系以暹罗、婆罗洲、马来亚、菲律滨及荷属东印度为主要对象，进而对抗英美海军，退而掠括天然资源，故前此大角岑生赴委任统治岛视察，即为谋在该岛设防，以掩护此海洋政策之遂行也。”[58] 日本积极进取华南，与将华南视为势力范围的英国发生尖锐的利益冲突，英日两国对华南航业的竞争甚烈。“九一八”以后，华南航路除福州、上海间有三北公司轮船外，沪厦汕港粤间航业几乎完全为英商太古轮所独占，福厦汕港间则有美商德忌利士公司。1934年，日轮恢复华南航线，英日两国航业的竞争进入白热化。日本方面，沪厦汕港粤间，有日清之“华山丸”、“嵩山丸”、“庐山丸”、“唐山丸”四艘，台湾厦门汕头香港间，有大阪之“福建丸”、“广东丸”、“凤山丸”及新增之“香港丸”四艘，福厦间则有“大球丸”、“共同丸”，1936年又新增日菲线，经厦门赴菲律宾，有“芝加哥丸”、“墨西哥丸”两轮。英国方面，太古公司因南洋英属限制华侨进口及华北航业衰落，亦极力扩张华南航线，原航新加坡及华北各轮，多调往华南线。在厦投资80万元，建造新栈码头，于1935年完成，海轮直接靠岸，客货起卸便利。且1935年起，沪厦港粤线除每星期五原有“济南”、“太原”两轮北上南下经过厦门外，又新增“庆元”、“琼州”、“广东”、“嘉应”四轮，自海口经香港、汕头、厦门至上海，每星期一必有轮经过厦门赴沪，是为北上线；每星期二则新增“绥阳”、“新宁”两轮，自沪经福州、厦门赴港粤，是为南下线。福厦汕港间，原为美商德忌利士公司之“海宁”、“海坛”等轮航线，太古无之，至是太古公司各轮乃并航福厦。惟自英日对华南竞航后，沪厦间共增十轮，供过于求，客货价因均大跌。沪厦间唐餐楼客舱自32元跌至22元，统舱自8元跌至6元半。是以闽粤货物运输较前锐减，太古总行不得不将星期二的“绥阳”、“新宁”两轮停航，而以星期五的“太原”、“济南”两轮改变航线，南下驶经福州再过厦赴港粤，“绥阳”、“新宁”两轮则调驶华北，并准备调整“庆元”等四轮的航期航线。[59] 日本的南进政策以台湾为策动中心，台湾新闻界乘机组织“华南考察团”，团长为《台南新报》台北支局桥口政幸，团员为《大阪每日新闻》台北支局记者松田庄一、《台湾日日新报》编辑局岩泽庆三、日本电通社台北支局记者草璧龟雄、台湾《新民报》记者林夔龙、台湾《新闻报》于保倭卫等，于1936年5月访问福州、厦门、汕头，与当地报界进行交流。事前驻汕日领致函市政府，转告汕头报界公会和记者公会，说明该团来访的目的。由市长陈同昶陪同访问记者公会时，各记者及公会各董事皆到，记者公会致欢迎词称：“日本报界受资本主义之支配，已变成极少数人之言论机关，不能代表日本大众讲公道话。例如大谷光瑞的《纵横论》，指中国为匪国，指中国人为匪类，肆意侮辱。又贵族院议员三上谓中华民国国号有失日本之尊严，要将中华改为‘支那’，似此侮辱友邦之言论纪载，不加丝毫纠正，诚使吾人至为抱憾。中日同文同种，两民族之间，应如何互相尊重，互相提携，两国前途，才有和平亲善之希望。”接着桥口政幸致答词道：“台湾与华南，地理历史相关至为密切，政治、经济、文化上有不可分离之关系。台湾舆论界没有来过华南，和华南人士不免隔阂。此次组织考察团来闽粤观光，所经各地，与报界交换意见，其结果，觉得中国与日台，到底一定能达到亲善目的。敝团默察华南各地人士与报界还没有去做促进两国亲善之工作，或者华南各地同业未到过日本与台湾，不了解邻国友邦之情形。贵董事说日本报界不知贵国的情形，那末，华南报界亦似乎未大明了日本情况，由是彼此发生误会与疑忌，不能互相谅解，与未能明白真正亲善的意义。敝团与福厦两地同业会见时，提出一个建议，即‘台湾与华南的亲善，应当从两地报界做起，负起促进的责任’。福厦报界，皆表示赞同此议。今天来到汕头，亦希望贵地同业负起这种责任。日台住民，正努力于和平工作，希望汕头报界亦组一考察团到台湾去，敝同业等当竭诚欢迎。”此番强词夺理的态度逻辑，在日本政客乃至各界的言辞中并不鲜见。只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无论如何巧舌如簧，事实还是胜于雄辩。“桥口政幸致词既毕，各记者咸默然无表示，因此回茶会，乃记者公会奉市府命令而行也。”事后桥口表示，对于汕头记者所提议勿侮辱中华民族过甚，致中国人感受刺激，大难为情这一点极表同感。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该团可算为日本南进政策之先锋，以文化提携为标榜，作软硬并进之动作，实堪注意也。”[60] 汕头记者的当面抗议不仅由于对华北遭受日本侵略的感同身受，还有着当地面临严重威胁的切肤之痛。其时日本在潮汕一带不断制造事端，欲挑起冲突。1936年初日领署巡查角田进暴死于路上，迟迟不能侦破结案。“自是之后，日舰被派来潮汕华南一带游戈者络绎于道，日海陆军官要员来潮汕视察者有如过江之鲫。宣传大亚细亚同盟之松井石根大将游说西南当局，经于一日过汕飞厦，虽未与潮汕军政官长谋面，而驻汕之‘芙蓉’、‘朝颜’两舰长及日本居留民会长等，特开盛大之欢迎会，在欢迎席上，作种种重要报告。松井听取此报告后，以便贡献其对付华南方策，确定其推进亚细亚大同盟主义，使此主义伴同经济外交势力，深入潮梅民间。松井飞厦之后，日海军细萱司令偕日皇侍从武官平田乘‘夕张’旗舰抵汕，时海面发出隆隆之炮声，日领原田中及居留民会长等重要日台人十余名，特驾汽船往‘夕张’舰迎之登岸。平田之来，闻系调查角田案件，因是日东区委员李汉魂适乘‘海亨’船赴省，市长李源和奉调署理顺德县长，原任顺德县长陈同昶则奉调来长汕市，彼此正忙于办理结束交代手续，故平田细萱抵汕后，未拜访本汕文武当局，即日下午五时半乘‘夕张’舰返台湾马公要港。”在此期间，日本驻粤沙面总领事署武官步兵大尉太平秀雄、炮兵大尉尾川勘治，“由总领事河相达夫备文向省府声言赴东江一带游历，请通知沿途军警保护。粤政府不便拒绝，又恐沿途发生意外，特派出宪兵排长梁世英带宪兵六名，驾驶电单车六辆，沿途随行保护。太平、尾川两武官二日午刻由广九路搭车至樟木头，转搭总部所派之省道汽车，一路前进。连日天寒地冻，细雨霏霏，省道公路干线，路基不平，泥泞淤滑，日武官不辞跋涉之苦，在寒风细雨中作长途旅行，所过各处之风景及山川形势特别注意，即沿途村落各小地名，亦志之甚详。二日午后四时抵惠阳城，转平山向海丰，三日晨由海丰出发汕尾，再折回陆丰、惠来至普宁，四日经流沙入潮阳，转搭火轮来汕。潮梅人民见日武官如此行动，日来人心颇感不安。”[61] 据汕头通信：某国图我，近来益趋积极，并组成谍查队，分配于我各省腹地，到处刺探军情及地理形势。潮汕方面已有发现。若辈皆操流利之本地方言，装束与潮梅人无异，并与蓬寮中之贫民极接近，常被潮人招赘为婿，认为亲戚交谊，由若辈每月补助女家伙食费六七元。查潮汕方面已登记户籍之某国侨民约600，其来往无定及保护货物运输入内地者，约有四五百人之众。若辈皆为在乡军人，曾受过严格训练，由其最高当局指挥，担当特殊任务。闻其编制分为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五大支队，每支队分为三大队，每大队分三中队，另一个特别中队，每中队分作五六组。汕头市区本划分六区公安分局，该谍查队亦分作六组，每组约五人至十一人，支、大、中各队长，皆由某国人充当，各组长则为台鲜人。其内容组织非常严密，与军队无异。各中队有流动指导员，该员工作时间极短，往来台、福、汕、厦、广、梧各地，去训练指导各人员工作。至在华所招集人员，先准其入台鲜籍，受某种保障，然后施以实际训练，其课程为侦探术概念、间谍之研究、军事侦查术、天空通讯法、化装术、照相术、中国交通地理、无线电学及收拍使用法、罗马字符号、间谍与通讯术、支那人民之心理、出入公共场所之交际学等，训练期间为四个月，以后有函授之商务班、国策讲述、组织法各种普通课程，甚至有危险应付法、口供等，闻其中分子至为复杂。潮汕局势近来极形严重，故驻军对于若辈亦特别防范。当地军政警开会讨论检举汉奸、浪人等办法，限各区乡联保检举，严加防范。揭阳、澄海、饶平等县“亦由军警督促清查各乡丁口，施行武装点名及五家联保，以后有一家容纳外乡亲戚居家，如不报告区乡公所，一经点名查出，联保之五家一同受坐。现检查施行非常严密”。[62] 为了统制华北、华南经济，日本还决定扩充朝鲜、台湾两银行，指定朝鲜银行负华北责任，于华北各重要地方添设分支行；台湾银行负华南责任，于华南各重要地方添设分支所。对两行的扩充，中国各银行均甚重视。新声社记者特公布两家银行的历史，朝鲜银行原系韩国银行，于1909年由日本政府特许注册创立，1911年日本并韩一年后，该行改组为朝鲜银行，总行设于朝鲜京城，在华分行计有上海、青岛、天津、安东、大连、营口、辽阳、沈阳、小西关、铁岭、开原、四平街、长春、哈尔滨、旅顺、龙井村、傅家甸、阁仰等18处，资本额为日金4000万元。台湾银行系甲午台湾割让后，日本设于台北，为官商合办，1899年开业，总行设在台北，在华分行有广州、厦门、汉口、上海、汕头、福州、香港等7处，资本额为日金1500万元。[63]其所谓华北、华南，仍是南北中国的代称，与其他特定具体区域的指称有所分别。 必须指出，日方的华南指称，除了涵盖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并非日语系统本身的用语，主要是针对中国使用或由中国人翻译所致。在以中国自称中华为自大的日本看来，华南至少隐含对中华的默许，而不愿予以认可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