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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历史”定位方面精神上的开拓：实践历史哲学 为了真正理解什么是历史，所需要的绝非仅仅是分析历史思维的内容和形式。对其作用也应该展开系统的研究。如果没有对历史思维所占据的“生命的场景”有所认识，就无法显示其独特的文化成就的充分性。历史学在其当代的文化方向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完全没有受到重视。毫无疑问，学术性的历史思维与其政治和社会语境中的实用性定位需求相远离，从而从这种出发或在这距离之中拓宽历史知识的范围，提出其特别的适用要求，并使之更具说服力。然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学术性的历史思维常常与这些定位需求交错在一起，如果不涉及其当代性是无法理解的。 远离以及接近人类生活的实践性定位——，这两者共同决定了科学意义上的历史思维。远离总是会成为一种批判的出发点，指责其安于现状，并且在精神上缺乏创造性、远离生活。这类批判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的第二篇不合时宜的考察——《论历史学对于生命的功用与害处》。(20)在有关人类生活实践的时间定位的最新讨论中，“回忆”和“记忆”占据了主要议题。它们在文化方面最重要的作用是充当了已经建立的历史学科的对立面：它们与这一定位的成就恰好背道而驰；与方法性思维的客体化实践及与之相关的客观性要求不相一致。一般而言，历史思维在功能上有局限性，就细节方面而言其学术状况同样如此，如果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那么活生生的回忆与无生命的认识(21)的对立终将被打破。 因此，这就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关于功能或实践历史哲学、历史思维的实用思维空间。在此所涉及的是  。在特殊情况下，其自身也表明是历史教育理论。相应的范式在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和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的历史性思维的历史中体现为把人培养成为个性化的人类理念。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将这一教育理论作为其“教学法阐述”提纲的唯一的、甚至最高的历史编纂学类型加以研究，并使之成为学术典型历史思维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创作要素。(22)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中，这一实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将历史思维设计成对历史发展内部规律性的洞悉，并因此以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将成为现实历史发展中的代理人的自我意识赋予政治行为的活动家(共产党)。 历史思维的这种针对某种行为(多数是政治的)目的的倾向已经成为作为学术专业的制度化历史认识的传统组成部分，并轻而易举地通过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得到证明。这不仅涉及诸如格维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1805-1871)、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以及其他政治历史学家，还突出了有意识地与历史定位的日常政治需要保持距离的传统历史主义，首当其冲的就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23)他对自己历史编纂的历史哲学前提仅作了零星的阐释，以使其尽可能地内含于完全可证明的、系统化的结构之中。对此，兰克曾有一个惊人的表述：他认为引人怀疑的实践历史哲学是其历史思维的本质准绳：“把不同的国家和个人拉到人性和文化的观念里绝对是一个进步。”(24)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有益的，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历史定位或历史文化的理论是如何构想出来的。这种理论包含了历史思维实践理性的准则，从中可以得出一种  (kategorischer Imperativ des histotischen Denkens)，并且至今依然适用。兰克在他的名言——每个时代都直接通往上帝——中，(25)已经使康德的绝对命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在这里只需思考一下康德对这一命令的表述就可以理解：每个人总是不仅作为一种其他人的目标的方式，也是自身内在目标，并通过目标本身性原则上无限地得到尊严。(26)兰克(他之前主要是赫尔德)及其作为现代历史思想范式的历史主义宣布，这种尊严归于历史上不同生活方式中的人所有，其准则是每个时代的价值都以“它们的实存本身”为基础。这种“时代尊严”具有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据此可以从绝对进步到作为历史思维的绝对命令的人性观念来解释兰克定理。它也可以理解为一种 (praktisch historisch)理性的表述：历史性地思考，以便在独特的生活方式中形成人的自我目的性(其尊严)，并且这一生活方式与所有其他时间和空间中的不同生活方式构成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间性关联，这种关联体现了在特殊当下里一种与未来的普遍精神定位的联系。“人类和文化的观念”有双层的——实证的和规范的——的含义。实证的含义包括人类生活方式时间运转的全部领域。规范的含义则通过作为理解历史主要观念的人类尊严的调节原则来得以确定。(27) 在德国传统人文主义教育理论中，作为普世史理念的一种世间人类历史哲学观念与涉及人的教育的基本实践密切相关。每个单独的人都要使自己发展成为人类的代表，所有的教育机构也以这一最高的人类主观性目标(“品性”)为准则。历史思维及其重要的实践层面构成了这一教育计划的决定性因素。 人文主义教育实践的历史哲学被批评为资产阶级解放的意识形态伴奏曲。在现代社会文化历经世代更迭后，在以长久和未来为价值的过程中，其能力被认为不再发挥激励的作用。然而只需思考一下，在世代更迭之中现代生活状况的时间动力必须与共同生活中能够获得赞许的目标确定相联系，那么教育理论形式的历史哲学实际上依旧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历史哲学，就无法获得当前生活实践的未来导向：只有在历史哲学中，过去与当下富有生命力的相互连接才能发挥作用，而这种连接以其各自的方式阐明了史料的和形式的历史哲学。 然而，历史哲学并非仅仅在多种现代生活方式语境下的个体向具有行为能力的主体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实践性作用。同样在所有其他的行为相互关系中，特别是在各自的行为主体(联合，但也会是对立)相互理解的过程中，在论证采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未来视角方面，也总是离不开历史哲学。就这点而言，每一种历史哲学在其功能规模化方面都是具有策略性的。 历史思维的实践决定作用指的是什么？即时间必须在过去与当下、当下与未来的断裂处在思考中被抚平。只有这样才能吸取历史经验，并通过当下的实践展开一个面向未来的视角，人类行为的目标确定才将(能)以此为准绳。这一点表述起来非常抽象，但是在历史思维的绝对明确方面抽象概念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抽象概念必须通过同一架构的时间桥梁的人类行为而涉及现实的实践问题，并相应地获得命名。这些问题的现实性在于通过历史思维获得的时间进程概念的生命的实践意义。历史经验的力量被传授成为一种目标确定行为的动力。借此可以亲眼看到、并亲手触碰到这一行为的主要目标和动机。 这一由历史思想发展而成的人类生活实践的时间方向，只有  才能发挥作用。此处具体是指人作为个体和作为集体成员的内在时间性。在主体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说明上，架起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时间桥梁——人过去是什么必须与人想要成为什么一起被这样传授。众所周知，这座桥梁叫作“身份认同”。这一概念极具争议，但却关系到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如果用一个更好的词代替这一事实的话，那可能就是“行为动作”了。当提到人是谁(作为个人和作为集体成员)的问题时，就涉及不断运转的思维程序。鉴于总是要不断克服的、人类生活从内到外持续遭受的偶然性经验，这一问题的提出已实属必然。我随着时间的变迁依然保持我自己、或者我们随着时间的变迁依然保持我们自己，一旦涉及人类生活的社会状态时，就完全不那么理所当然了，这时更多的是与人的精神对文化状况及生命内部情形的长久性辛劳相关。身份认同问题是人类文化的基本事实。它被提出来，也应当被赋予答案。历史思维是回答这一问题的重要媒介。个体的内部关联及其与他者之间的归属和分界问题当然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被提出。在当下面临已知的非人性和众所期待的人性时，它作为人性问题极其迫切地出现在历史思维的绝对层面。身份认同是一个人类问题，因为在现代生活环境中，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人类作为归属与分界的基本原始值(  )应运而生。(28)我和所有人分享我的人性(Menschsein)，同时我和他们也是不同的。在相同与差别之张力的大背景下，产生了人们必不可少的自我评价与社会群体的归属和分界。长期以来，历史经验被要求赋予自我评价和归属感确定以积极的价值，这主要是从个人以往具有决定性的行为中获得的。他者之不同若以此价值为准来看待，就会显示出其不足。比如他者总是显现出其自身人品的低下，或者甚至是反面。这一民族中心主义(Ethnozentrismus)在人类历史意识的决定性范围中，具有基本的意义和影响力。(29)民族中心主义作为决定性范围已经进入“宏大叙事”(MeisterErzhlungen)之中，并呈现出人们的文化身份认同。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中心主义的结构化历史身份展示已经变得很有问题。因此，在充满理智的对把人类范式归于(西方)自身文化的自我批判中，人们开始探讨宏大叙事的终结。(30)这里不乏一个很好的理由：即不规则性在自身具备和外因决定的规范品质中占据统治地位，而在这一品质中，人性作为规范的意义起着决定性作用，不规则性则产生出非人性。 因为如果在生命的个人自我中心与社会尺度中缺少一种关联，就不存在人的主观性，仅此与宏大叙事的终结并无关联。鉴于其时间的长久性，这种关联必须(总是)通过叙事得到明确的表达。在历史思维的逻辑方面，似乎可以想出一个关于身份认同问题的答案，而它常常收到已知的人类非人性的指责。客观来看，这一问题的提出，是鉴于日益侵入当下生活的人类非人性的创伤经验。艾尔克·鲁尼亚(Eelco Runia)为此找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我们究竟是谁，以至于发生这一切？(Who are we that this could have happened？)(31)根据与历史经验相交错的方式(作为作案人、受害者、受益者、观察者、帮凶、同时代的人、反对者等等)，身份认同问题也会得到不同的答案。这些答案也并非只针对其自身而言。它们已经作为最重要秩序的文化事实在现实的人类交流联系中相互交织为一体。因此，必须再次对这些答案加以相互探讨，并予以重新回答，而这在历史的关联之中又占据了一席之地。 从  的逻辑层面上看，身份认同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不仅如此，其答案的影响力也是无法回避的，它建立在每个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不规则的关系之中。同样完全无法回避的还有对于这些答案的疑问，以及克服其不规则性的必要性。人类绝对拥有克服这一问题的机会，只要他们能(以人文主义的方式)如此思考：基于纯粹的人性，每个人都有一种内在的价值，原则上讲，他和所有其他人共同拥有这种价值。进入这种共同性当中，特别是其表现中，就必须考虑到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这在身份认同形成的精神过程中是必然会发生的。为了学会生存，作为个人和社会生物的每个人必须将自己和作为他者的另外一个自己区分清楚。同时，他必须与别人和睦相处，使共同生活成为可能。事实上，这就是康德在其实践世界公民方向中所说的历史哲学的“千年至福论”(Chiliasmus)。(32)本文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李雪涛、董悦、罗颖男、温馨翻译，李雪涛教授校阅，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