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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学问体系“以治道为中心”而类分经史子集四部,然四部知识的性质不是相对而不相关的,乃是相类而相通的。如《汉书·艺文志》把史书附属于《春秋》类,模糊了经与史的界线,引出了隋唐以降的“六经皆史”说。比较而言,经子关系没有像经史关系那样受到重视。刘歆《七略》提出“诸子者六经之支与流裔”的命题,但长期以来,人们甚少就此进行反思与诠释。相反,传统学者更多地持守经为正统、子为异端的意识。晚清民国的学者为了打破经学的独断,乃否定诸子为六经之流裔说,更多地接受经学为史学而子学为哲学的观念,将经与子判分为两种性质不同的知识,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的表述可为代表,且对民国经子之学的研究颇有导向意义。经,今文学家视经学为义理学,这本来可与“子学即哲学”的认识相通,只是经学家“尊经抑子”的思维使其将经与子相对起来,或是过分地强调六经的本源性而失之偏颇,如马一浮的“六艺该摄一切学术”说。 本文想就经子关系、经学与子学的关系做一相对系统的讨论,以就教于学界方家。 “前六经”与六经 过去,我们一般地认为,六经就是汉代尊崇的六部既有定本的典籍。这固然不错,但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这一说法忽略了六经的演化史。其实,孔子以前的六经皆存在多种版本,其所指称的对象并非单一的,故诗书礼易春秋是文献的类名而非私名,各自代表了一种知识的门类或文献的汇编,还没有普遍流行和接受的定本,也未结合成有机的一贯的系统。为了与孔子经典化的、定本的、私名的六经相区别,我们称这六种尚无定本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前六经”。关于“前六经”的性质,如老子说的,六经是“先王之陈迹”,庄子也认为六经原属“旧法世传之史”,老庄以史料或史学的性质所定义的六经,应指“前六经”,因其是三代相传的知识与典籍的结集,记载上古先王的治道与典章制度。与孔子经典化的六经相比,“前六经”更多地反映了夏商周社会政治与世俗风情,以神话与历史交织的方式叙述自然界及中国上古社会与文明的存在形态,但缺乏探求天道性命与道德伦理秩序的一贯之思。 至于汉以后所传的六经定本,那是孔子删节、编纂“前六经”而使之义理化与经典化的结果,即所谓的笔削和取义的诠释。民国学者疑古而否定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以为孔子既没有作六经,也没有编六经。这样的看法并不准确。近年出土的马王堆易学类帛书及郭店简和上博简中的儒学类文献,显示了孔子与六经的密切关系。司马迁说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易而作春秋的事,大致可信。自孔子编纂六经后,诗书礼易春秋等由类书名称转变为儒家六部经书的专名,如《易》不再泛称“三易”而专指《周易》,《春秋》也不再泛称“百国春秋”而专指孔子因鲁史而作的《春秋》。 孔子编纂六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校雠、考订工作。他是把繁复而无统系的先王遗文典册,用一以贯之的道体贯通为一个具有内在思想统一性而又不失其丰富性与多元性内涵的有机整体。“前六经”通过孔子经典化为六经后,乃由具体的史学文献上升为由一贯之道贯穿其中的抽象性哲学文本,这奠定了儒学与经学,乃至汉以后中国文化的理论范式,也规范了汉以后的士人文化心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