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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者六经之流裔”的内涵 理清了“前六经”与六经两个传统,我们来反思“诸子者六经之流裔”的命题,进一步讨论经与子的关系。 第一,“前六经”是中国上古文明萃聚的知识库,三代的学术思想与政典制度皆融汇于诸文献类编之中,周秦九流十家的理念与学说都渊源于此,孔子经典化的六经与孔门的传记之学也如是。如果“诸子者六经之流裔”中的六经指“前六经”而言,则此命题可以成立。“前六经”不仅与诸子学存在属种关系,也与六经存在属种关系。但六经与诸子学在继承“前六经”的文化因子的同时,也有所发展和转化。换言之,周秦学术思想虽胚胎孕育于“前六经”,然六经与诸子学中的义理之精微渊奥处,又非“前六经”所能范囿,孔子与诸子都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前六经”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新思想体系。 第二,孔子经典化的六经与周秦子学(儒学除外)在整体上不存在源与流、属与种的关系,如前所述,周秦诸子的思想来源主要是“前六经”而非六经。《庄子·天下》篇论百家之学的渊源,说“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即指“前六经”。当然,战国时代的儒学诸子是渊源于六经的,二者存在属种关系。同时,如果我们把汉以后研究六经的经学家称作“经学诸子”,则其思想当然是对六经的诠释与发扬。因而,就儒学诸子和经学诸子之与六经的关系而言,“诸子者六经之流裔”的命题又是可以成立的。 第三,就六经为常道、为正统而诸子为外道、为异端而言,历代尊六经为王朝政治的大纲大法而罢黜诸子学,从而演变出正统与异端的对立。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者,经学诸子内部有今古文之争,今文诸子在学术与政治上皆排斥古文诸子,这在两汉与晚清皆然,但沟通今古文学者亦有之。一者,经学诸子与九流诸子的争论,这主要表现为经学之与道家、道教和佛教以及少数的思想异端之间的辩争。不过,也正是通过这种学术之争,经学、道家、道教和佛教皆在相互之熏染中吸取对方的精粹而丰富和完善自身,如汉学与儒道墨法阴阳的合流,魏晋经学与玄学及玄学与佛学的合流,宋明理学与释道的合流等。这样的学术合流是诸子争鸣及互相转化与融合的表现,构成了中国学术思想、社会政治变革的内在动力,并成为中国文化自我批判与更新的活水源头。 经学即子学 古人揭橥“六经皆史”的命题,是对经与史的知识本质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性的体认,即经的“理事相即”的特质中有记载“事实”的层面,这与历史的性质相通。然如前所论,“前六经”为记事,孔子以“取义”原则所经典化的六经则在明理,故发明义理才是六经之学的主旨,这与史学的记事旨趣相异,而与子学“眇尽理事”的性质相通。所以,从知识的本质言,经学更接近于子学而非史学,因经与子、经学与子学皆以义理为主而事实次之。基于此,我们尝试提出“经学即子学”的命题,这是对经子之学的同质性及其相互间的互动与缘在的关系的体认,也是对学术史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六经皆史”观点的修正。 在此,我们需要厘清“经书”与“经学”两个概念与范畴。章学诚说,因传而有经之名,经传之名起于孔门弟子。“前六经”是六经的原始文本或原始学术形态,其时既无解“前六经”之“传”,故未有与之相对的“经”,“经”是孔门弟子为六经作传而开始出现的,则经书专指六经而言,如“前六经”不必称“经”,先秦儒家的传记也不得称“经”,汉以降的经学也不可称“经”。经书与经学是本与末、源与流的关系,经书规范了经学的性质和范畴,经学使用和阐释的一切语言、概念和命题皆遵循经书所确定的意向性逻辑而发展的。经学既非经书,如从广义的诸子概念而言(“博明万事为子”),则经学实为子学,经学家可称“经学诸子”。然而,中古学术思想史表现出把经书与经学相混同的现象,《隋书·经籍志》以降的目录书皆反映了这一点。这种现象是与中古时期出现的“改子为经”运动相应的,如唐初编《五经正义》选《礼记》《左传》而弃《仪礼》《春秋》,即是典型地以经学为经书,宋儒升格“四子书”亦然。这即是章学诚说的,“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乃僭名乱实之事,而龚自珍亦作《六经正名》一文以修正这一名实相混的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