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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改子为经”的运动体现了儒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十三经”系统即是通过升格儒家类子书为经而来的。如果我们承认“十三经”的合理性,我们也理应承认,历史上除了升格儒书为经外,还有升格道家、佛家典籍为经者。阚泽说,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黄老之书升格为经在汉武帝尊六经之前。后来,魏晋以易老庄为“三玄”,是以老庄之书为经。佛书的翻译中,译者也将记载佛家基本教义的典籍称为经。这些表明,一方面,子书始终隐含着一种升格为经书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从正名的角度言,经书仅指六经,子书之升格只是名义上的,其本质仍为子书,则研究此等学问者,犹是子学而已。如宋明升格“四书”为经,研究“四书”者在名义上为经学,而本质上则是子学中的儒学。在此意义上,我们说“经学即子学”。 要而言之,“经学即子学”命题的内涵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其一,经传是相对之名,既然周秦已有六经,先秦儒家的传记,如《春秋》“三传”“四书”和上博简《孔子诗论》等,既是儒学,也是解经之作,与汉儒的经学相类。故所谓的“儒学”与“经学”只是名称的不同,二者在知识性质上则是相通的。宋儒升格《大学》《中庸》和《孟子》等子书为经,并在目录书的经部增列“四书类”,研究此三书的著述也由之前的子部之儒学转变为经学。这不过是部类名分的改变,其知识的本质还是与子学一样,同属义理之哲学。故经学也即子学。其二,经学与子学的知识本质相通。“博明万事为子”的子学是洞明物事与道理的学问,通过透彻地理解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现象存在和表现形式,直探绝对的、终极的形上本体。经学的性质也如此,既有对本体论的追求,也有对现象世界的探索,故经与子的知识本质皆以义理为主,历史的事实只是其中的次要成分。我们可用“眇尽事理”来定义其经学与子学的知识本质。其三,如《四库全书总目》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上文已说明,经学不与六经等同,故除六经之外,儒家传记和经学等,皆属立说之子书。广义地说,能自成一家言而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著书立说者,皆可称之为子,其书为子书,其学为子学。经学虽是研究经文的学问,却是与经文有别的一家之言,与诸子的创立学说之宗旨相同,故应属子学范畴。 “经子一体”的中国哲学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曾以经子分类标准作为哲学史分期的原则,称先秦为“子学时代”,汉至清代为“经学时代”。后来冯先生放弃此说,但其影响犹在。其实,中国哲学是在经与子、经学与子学的互动、互渗与互为缘在的历史过程中展开的,体现为“经子一体”的特质。所谓“经子一体”,即“子中有经,经中有子”,其含义有二:一者,经书中有子书,子书中有经书,非惟周秦子书有称“经”者,如《墨经》之属,后世也称老庄之书和佛书为经,宋儒升格的“四书”原亦为子书;二者,经学中有子学,子学中有经学,如周秦诸子虽互相批判,却又彼此熏染和涵化,且历代经学虽斥子学为异端,但也对子学的思想资源借鉴颇多,汉学的阴阳五行化、宋明理学的释道化,皆为明证。 应该说,中国哲学史在尊经的表面下,隐含着经子互动与融通的事实,一为改子为经而重建经子一体的新经书系统,如“三玄”“四书”;一为融摄经学与子学而建构经子一体的新经学,汉学、玄学和宋学皆如此。所以,周秦是经子杂处的时代,解释六经的传记之学与九流之学互补互通;汉至清代则以六经为主导,子学蓬勃发展,而经书的范围不断扩大,部分子书升格为经,使子学转变为经学,显现出经子一体的特质。经与子虽有明确的边界,但经、子并不截然地对立,经学排斥九流之学,这既有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也可看作是另类的“百家争鸣”现象,即经学与子学之间的互相辩论和互为采获。总之,没有纯粹的子学时代,也没有纯粹的经学时代,中国哲学从来就是“经子一体”之学。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国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