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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曾国藩正与太平天国苦苦厮杀于长江流城,而日记中写京畿的巨变,则既以“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叙述惊悸;又以“伤痛之至”叙述悲愤,再以“不觉呜咽”和“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叙述忧惶。惊悸、悲愤、忧惶显然都已越出了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但也正是有了这种惊悸、悲愤、忧惶,曾经惯于漠然看西人的中国人才可能开始正视西人和审视西人。在“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之后,这是一种明显的转向。 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延续了十多年的内战成为一个召唤、淘汰和拢聚的过程,使成批儒学知识分子起自田间,走向战场,并在内战中汇集于长江中下游。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是那个时候中国士人中最具有儒学信仰的人; 最能够强毅力行的人; 最切近于世务的人和最自觉地以经世济时为抱负的人。从60年代开始,产生于这个群体之中的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刘坤一、曾国荃、彭玉麟、张树森、刘铭传等等曾经先后影响了晚清中国的40多年。因此,当西方人在英法联军之役了结之后挟着新的条约利权从海口上溯长江之际,他们便与儒学文化培育出来的这一群出类拔萃之辈直面相逢于长江的中游和下游。而后的正视和审视,一面使这群人比别人更早地知道了中国面对西人,实际上是面对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时代内容:“一夷灭,百夷不俱灭也;一夷灭,代以一夷,仍不灭也;一夷为一夷所灭,而一夷弥强,不如不灭也。盛衰倚伏之说,可就一夷言,不可就白夷言,此夷衰,彼夷盛,夷务仍自苦。”西方人的到来既是不可回避的,又是不可摆脱的。而由此概括而来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万国梯航成创局”,则都非常明白地说明,西方人带来的那个世界,本在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之外。 与这种认知变化相关联的另一面,则是切近地正视和审视西方人用来两次打败中国的船和炮,同时又是一种理性地度量彼己和比较彼己,其间强弱的悬殊,使中国人不能不在借法自强的理路下接受西方的船和炮以回应西方的船和炮。于是而有曾国藩办内军械所;李鸿章办上海机器局、苏州洋炮局、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局;左宗棠、沈葆桢办福州船政局,风气既开之后,遂有了后来30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用船炮回应船炮,本意是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之后用西方人的办法对付西方人。但作为一种机器生产,造船造炮虽以军事为重心,其直接引来和长久维持的,都是中国社会里从未有过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而且这种过程和方式一旦进入中国,又会按其内在要求,在一个农业社会里派生出开矿、炼铁、航运、铁路、电报以及纺织织布等等古所未有的物事,并形成与之相应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群体,催生出一层一层的新陈代谢。在这种历史合成的因果里,那一代人对西方冲击所作出的回应,便同时又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变迁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起点,于是而有19世纪60年代与40年代的显然不同。 20多年之间历经三朝,士大夫纷纷前扑后蹶于西方人带来的冲击之下。然而在两次民族战争失败后站起来回应西人的这个群体仍然出自士大夫之中,出自传统和文化留给士人的入世意识、忧患意识、更法意识和经世意识之中。所以,曾国藩以“卧薪尝胆”说自强;沈葆桢以“万不得已之苦心,创百世利赖之盛举”说自强,都在引担当世运为一己之任。这个过程说明:当一个民族对外来的作史无前例的回应时,文化一定会成为一种支撑精神的力量,然后深深的创痛才可能化为负重远走的力行。因此,这一代人对西人冲击的回应,实际上显示的正是儒学对西人冲击的回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