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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中国:借法与变法 就文化而言,二千年历史的中国主要是一个儒学中国。所以,近代化的过程虽以自强和富强为取向而由借法走向变法,但在由此造成的丕变之中,儒学仍然常常在深处进入了历史因果。19世纪的后60年间,中国曾一次一次地卷入民族战争,而比之40年代的鸦片战争和50年代中期开始的英法联军之役,则80年代的中法战争因法国侵略越南而起,90年代的中日战争因日本侵略朝鲜而起,就直接的因果来说,都是被形成于数百年历史之中的宗藩关系所牵,一步一步拖入兵火之中的。宗藩关系在西方人笔下称作“朝贡制度”,以见其与现代国际关系里的种种法则相区别而别成一类。 然而在西方人东来之前,产生和形成于东亚各国历史往来与历史联结里的这种宗藩关系,却曾在儒学义理的影响下和支配下,为东亚世界真实地提供了彼此能够长久相安于咫尺之间的秩序。维持于宗和藩之间的“以小事大”与“以大字小”显然不是一种平等关系。但时至清代晚期,前者以定期而来的贡使、贡物和表文为惯态,是“事大”的本相大半已演为一种礼仪。而同时的西国和日本以其不断的拓张牵动中国周边列邦的国计、民生、邦交,致东亚搅动于深度不宁之中,则使后者的“字小”之义正在变成一种沉重的责任。于是而有越南“乞援中朝”而中国出兵越南;朝鲜“乞援我国”而中国出兵朝鲜。在宗藩关系里,“字”之本义训为保和育,因此以礼“事大”的一方遂对等地有了一种要求上国为之纾难济急的权利。而对于被“事”的一方来说,保和育便是有“乞”则不得不“援”。经历过中法战争的唐景崧后来追说越南自同治年间以来的因内乱而乞援和因外患而乞援,综贯始末而统括言之曰“国家为藩服用兵二十年糜帑千余万”。显见得在礼仪中被宗奉的中国因吁请而出兵,实际上不仅要付出兵力,而且要付出财力。这种单面的付出说明:“以大字小”之对应于“以小事大”,不仅与贯连两者的利益相牵结,而且与贯连两者的文化相牵结,尤其与贯连两者的文化所生成的守则和担当相牵结。于是在这种牵结里,儒学留下的责任和道义便成为中国人在战争面前不肯后退的历史理由之一。 与这种进入了国家政治的儒学影响相比,作为一种久积于精神世界里的传统,儒学对中国近代思想历史的影响显然更直接而且更广泛。今日论史,常被关注的是甲午战争之后勃勃然而兴的近代民族主义,但以康有为的《大同书》而论,显然是与民族主义同时滋长的还有世界主义。比之民族主义,儒学内含的人类意识和天下意识都使中国人更容易亲近世界主义,因此《大同书》之后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之后有社会主义,其间的生生不息既显示了近代思想流转中的其来有自,也显示了近代思想流转中的错综与矛盾。有此时代思想的错综与矛盾,遂有清末反满志士常常兼以无政府主义为信仰,从而集种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于一人一身的个体的错综复杂。而以20世纪初年的时论里的“议院虽行于泰西,而实仿于中土。试观三代之议理明堂,郑人之议政乡校,即议院之来”为实例说变迁,则即使是在“吾学”已被追咎之日,儒学也仍然在被用来为中国人沟通辽远的西方政治制度。与之相类的,还有《民报》倡革命,而以“尧舜以来”的民为邦本之说和“三代之书”里的“天意在于安命”为讨伐朝迁之词。显然,在这些地方,儒学又非常明白地成了变法和革命之助。 思想者小传 杨国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主要著作有:《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惶: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