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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整体的西方重造整体的中国,仍然是在应对西人的冲击。然而作为一段真实的历史,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年,前一代人以儒学为依傍而开始的对于西人冲击的回应,在后来人手里经一变再变而最终转向了反儒学和反传统,则不能不使人在惊诧交集中深思久想。90年代之后由借法而变法,与之一路相伴随的,是危迫与急迫交作之下的“悚夫欧美革新之隆,谬欲规摹仿效,谓彼一法一制一俗一惯一条一文,若移而殖之我,将旦暮可以强吾国。及为之而不效,则流血拼命以蕲之,革无效再革之,再革无效更革之”。在这个过程里,60年代的“变局”一变而为90年代的“危局”,再变而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残局”,与变局相比,危局和残局都是外患的逼迫日深一日。“革无效再革之,再革无效更革之”,说的正是人在逼迫之下而为时势所牵的以变应变和了无归宿的变了又变。但以“旦暮可以强吾国”为期想,又明白地反照了这种以变应变和变了又变里内含的一片苦心和一腔血诚。两者之间的矛盾深刻地写照了中国近代历史变迁中的扦格、曲折和既梗且窒。而当“再革之”和“更革之”在士议的引导下促成了科举制度的一朝废止之后,作为一个与科举制度久相依存的群体,士人自身已在以变应变和变了又变之中自己消灭了自己。留给后人的,则是读史之际遥想当日悲喜而生出的无限感慨和一片茫然。 然而由此观照反溯那一代人曾力为倡导的“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后人又更容易看到:作为一段思想历史,中国人因天演进化而有中西之间可以同质的预设和推想,又因这种预设和推想而由后列追随已得“现代文明”而居于前列的远邦。但西洋和东洋之中能够以“现代文明”翘出一时者,其“现代文明”或本来产出于自己的历史文化,或学来而已能长入自己的历史文化,随后是同属“文明”而各具殊相,并因各具殊相而能够成为真正存在的文明。与此成直接对比的,则是深信中西之间可以同质的中国人因追咎“吾学”而已经置身于一个反传统的时代之中,并因反传统而正在走向否定自己的历史文化,其结果是学来的东西无从嫁接,便是学来的东西无从生根而长入中国社会,而无从嫁接和无从生根,则都会使这种以普遍性为前提的预设和推想不能不因远离历史文化而成了脚下无根的东西。由此造成的,是取法远域以求“现代文明”的人常常不计文化,然而被他们引来取法的每一种范式都会在中国遇到和它们不相同,并因之而与它们不相通的另一种历史和文化,随后是隔阂、走样、阻折便成为这个过程里的常态,与之相伴的则是变法和移接的一挫再挫。因此早年力倡变法的梁启超晚岁转以“他国所资为兴国之具,在我受之几无一不为亡国之媒”为疑虑。他用疑虑叙述了一生的阅历之所得,而后是这种疑虑本身便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