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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拉铁摩尔到傅礼初，再到“新清史”的各位代表，他们对“内陆亚洲”的认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甚至对其地理范围也各有说法，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亚洲腹地”、“中亚”、“中央欧亚”、“阿尔泰地区”等。仅从这些概念的分歧，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地域历史文化的复杂性。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司徒琳教授认为，“内陆亚洲”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史学界研究清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构成“新清史”的理论基础，即汉化不是清代历史的主要演变趋势，满洲人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充满了“内陆亚洲”民族的特色；他们建立的清朝保持了鲜明的“内陆亚洲”特点，而不是汉化特点；这使得满洲人更容易获得“内陆亚洲”诸多民族的认同和支持，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强大王朝，实现了对中国的统治。因此，如何看待“内陆亚洲”因素，便成为剖析“新清史”的关键所在。 将“内陆亚洲”视为基础概念 所谓“内陆亚洲”，主要指西起伏尔加河，东至兴安岭之间的广阔区域。较早关注这一概念的是欧文·拉铁摩尔，他从经济发展这一视角出发，将长城沿线的边疆地区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贮存地”，这一地区与中国内地之间在经济上互相依存，密不可分。他所理解的“内陆亚洲”包括中国长城以外的内蒙古、外蒙古、东北、新疆乃至西藏。与拉铁摩尔不同，傅礼初试图将这一概念引入世界史之中，更倾向于把“内陆亚洲”看作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并探讨这一地区自身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傅礼初看来，“内陆亚洲”由很多不同的地区组成，每个地区都有自己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内在因素，但在16世纪至18世纪，欧亚大陆的各个地区呈现出一种平行的整体史的发展规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清史”学者，则把“内陆亚洲”当作基础概念，他们抓住了以往史学研究对边疆民族历史过于边缘化这一缺陷，通过对诸多民族语言文字资料的研究，探索满洲、蒙古、西藏等地的历史，及其与汉族在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不同。由此，“内陆亚洲”从一个地理单元转变成一个政治的、文化的单元，拥有了完全不同于中原汉地的内在特质。在“新清史”学者看来，大清王朝（或者说大清帝国），是由“内陆亚洲”和“内地”两部分组成的，满洲人对“内陆亚洲”的特性具有天然的亲合力和认同，而与汉族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新清史”的倡导者认为，清朝采取的理藩院等制度，是解决与“内陆亚洲”民族之间政治认同的关键措施；清朝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接受与推崇、对汉族的笼络政策，则是一种战略上的考量和手段，旨在为政治统治服务，而非心甘情愿地主动“汉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