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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一直致力于构建一个具有自身独特意识形态的满洲形象，并且认为这种意识形态也一定具有强烈的“内陆亚洲”特性，完全不同于汉族的儒家文化。然而，在满洲人的文化中，哪些可以被视为意识形态呢？是罗友枝所说的满洲礼仪、萨满教、藏传佛教，还是张勉治所说的“勤政”、“忠诚”、“勇敢”、“满洲至上”？我们知道，满洲人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善于学习和利用，他们总是通过勤奋地学习，掌握其他民族的思想精华，在每个民族的信仰中占据制高点。 与13世纪蒙古人席卷亚欧大陆的征服战争不同，满洲人从入关平定中原到征服内亚，其战争是靠不断扩大的联盟来获胜的。按照美国学者巴菲尔德的观点，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鲜卑、契丹、女真、满洲等民族属于农耕和游牧以外的第三类民族，其经济生活方式兼有狩猎、采集和农耕。而且巴菲尔德指出，这里的民族总是在农业、游牧两种政权互相削弱、同时衰落的时候，依赖于与其他民族的联盟，乘机入主中原，取得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1761年，在彻底征服准噶尔蒙古后，清军在格登山立碑而返，之前乾隆帝还坚决拒绝了哈萨克、布鲁特等要求归化于清朝的请求，满洲人对内陆亚洲地区并没有更大的兴趣。 因此，“内陆亚洲”并非一个统一的政治概念，当地各个民族也没有统一的特性和价值取向。 “内陆亚洲”的视野有利于我们审视边疆地区各民族的特点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更加全方位地理解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有利于我们打破“大汉族主义”史观的局限。然而，汉族是中国历史的主体力量，这种客观史实当然不能被忽略。中国边疆各民族与汉族之间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更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明德青年学者计划项目“清代驿站与驿传系统研究”（13XNJ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