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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资本主义”（capitalism），最基本的概念是一以资金牟利的经济制度，无论制造业与服务业都是为了市场供需，最纯粹的资本主义是没有政府干预的私有企业与市场经济，但纯粹的并不多，即使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模式”也多少有不同程度的“公有”与“控制”。有此基本概念，就不必从一些译书中找些说法，在抽象的名词里打滚，作言不及义的解释。姚大力要“把克利欧还给克利欧”，那就请克利欧出来说明具体的历史事实，看看十八世纪的帝俄是不是已进入资本主义。 俄国的彼得大帝与清帝国康熙大帝同时，已开始全面欧化，将俄国带入西欧世界。他在俄国薄弱的基础上建立了大规模的重工业，大大发展了纺织轻工业，输入各种新型的制造业，以及成长四倍的国际海上贸易。在1695年俄国只有十七家铁工厂，到1725年增加到二十五家。彼得大帝发展工商政策的目的，固然是要富国强兵，由政府主导，但至1725年乌拉地区（Urals）百分之二十的铁产已由私营，而早在1716年，高质量的俄国铁器已出现在伦敦市场。当彼得大帝驾崩时，俄国所出产的生铁已经略微超过英国，二十五年之后远远超过英国。到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俄国已取代瑞典成为欧洲最大的铁生产国。从1710到1725年间，不少国营工厂转为私营，彼得大帝也以优惠条件鼓励创办私人企业与公司。其实他早在1699年就已大力推行仿效西方开设各种不同项目的工商业公司，发展贸易与各类制造业，他也从大商人与制造业者那里得到相当多的资金来发展工业与科技。有此工商政策，俄国的国际贸易额在彼得大帝任内已成长了四倍，且在整个十八世纪持续不衰。所以俄国东进到内亚与东亚以及西伯利亚，主要也是为了追求资源与商利。请问十八世纪的俄国有轻重工业、有各种制造业、有私有资本、有国际贸易与市场经济，以及有追寻庞大利益的工商政策，如何能否认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呢？在历史女神面前还需要引经据典来强辩吗？姚大力相信俄国晚到十九世纪末尚非资本主义国家，不是太“冒失”了吗？他想送给我“冒失”的帽子，还是还给他自己吧。 反观十八世纪的大清帝国也在盛世，康熙大帝虽从耶稣会士（Jesuits）得到西方的讯息，对西学也发生兴趣，但几乎完全没有反映到国家政策上来。康熙经营的仍然是传统中国的朝贡体制，到乾隆晚年英国派使臣马戛尔尼（George McCartney）来华要求通商，仍遭到拒绝，就是不愿意放弃原有的体制，被西方人称为“迟滞的帝国”（Immobile Empire），直到十九世纪西方入侵，李鸿章才惊觉“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很明显的，清、俄虽同为“早期现代帝国”，但一进取，另一守成，两大帝国的性质根本有异。我说“貌同心异”，姚大力不能会意，只好再列举一些众所周知的史实，供他参考。 姚大力也不能分辨侵略性与防御性的扩张，其实略观明清史便知，北方蒙古的威胁是一贯的。明朝无力进取，只能筑边墙，做最保守的全线防御；清朝具有的长城以北以及内亚的优势，才能做进取的防御，建立满蒙“旗盟制度”，目的是和平相处，分而治之，以策安全，与西方的殖民制度，乃两码事。康熙征讨准噶尔蒙古，因噶尔丹破坏此一安全体系，入侵内蒙，逼近北京。我在“敬答”文中有详细的叙述，但姚大力仍然不能判断康熙征讨噶尔丹的动机。就拿姚大力提出来的“义利之辨”来说，西方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几乎全为了“利”，然而清帝西征有何利可图？多的是劳民伤财，乾隆十大武功反而成为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大清既然是为了北疆的安宁与安全，可称为“义”。无论如何，清朝在内亚的建制不能等同西方的殖民制度，吴启讷在我所编书中已经详述，不必再赘，唯不知姚大力能否接受耳。至于扩张动机的善恶固然是主观的价值判断，未尝没有公正客观的可能性，至少善恶有程度之别，我想姚大力也不至于认为大清的扩张与新帝国主义的扩张是一丘之貉。善恶也未尝没有一致性的判断，像二战前德国与日本的扩张，全世界几乎没有人会说是“善”的。我说美国人都知道美国的西进运动，濮培德当然知道，但他却以双重标准来指责清朝的西进。姚大力未看懂，却指我说濮培德“不是美国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