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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力显然对后现代理论很感兴趣，所以引福柯讲“话语”（discourse），但贸然引用，言不及义，甚至不知所云，更不相干。我既不曾说新清史是“话语构建”，也不认为是言之成理的“理论”，主要是明明白白的“翻案”。姚大力明确想要指出的，其实是所谓“实证史学偏见”，他要重“理论”轻“考据”。他说“崇尚考据本来是对的，但光凭考据无法完成史实重建的任务”。这不是废话一句吗？考据原是做学问的方法或工具之一，光凭考据当然无法重建史实；然而如无严谨的考证，重建的史实能不“地动山摇”吗？他又贸然引用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的一句话，不知上下文的读者有点不知所云、不解何意，更无法掌握这位著名英国历史哲学家的要旨。柯氏反对的“实证史学”是指将史学科学化或遵循自然法则的史学，如布雷（John Bury）与韩贝尔（C. G. Hempel）等人的主张，因他认为历史与科学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他认为历史不可能重建，只能“重演史事于史家之胸”（re-enactment of past experiences），但运心重演往事，并非全凭主观空想，仍然需要文献佐证。他在自传里说得尤其清楚，解决历史问题必须要抛弃猜测，而须充分满足证据所需。在此不宜多谈柯林武德以免节外生枝，总之他对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实证史学仍有敬意，考据也绝非“历史编撰学的消极遗产”。据我所知，韩儒林就自西欧汉学中师承兰克的治学方法，专攻蒙元史，擅长以多种语文史料校订互勘，对名物制度的考证，成就最大，如一一考出成吉思汗十三翼每一翼的人名与部落名。考据不能“完成史实重建的任务”吗？ 在西方，“学门”与“纪律”（discipline）是同一个字，学术纪律要求极严。进入学门的研究生需先学习该学门的基本学术规范，讲究写书评、写论文的方法与格式，连脚注的格式都必须按照规范，如有不按规范的书评或论文，是不会被接受的。所以我很惊讶有人会说，书评可以随便写。在西方教你如何写论文、写书评的小册子可多着呢。姚大力要大家虚心向外国学习，何莫从入门的学术规范学起？我不相信中国大陆的高校是以“世间人法无定法，而后知非法法也”来教导学生的。 我认为与学术相关的个人见闻应是有参考价值的难得讯息，但姚大力认为这些“琐闻逸事”是八卦。若说“认识她”或“一夕谈”是八卦，那么“先师”、 “老友”云云是否也是八卦？我犹记与他先师一夕之谈，是充满敬意的。姚大力引他先师所说“历史研究中自筑营堑、关门称大王的封闭意识，以为既然研究的是本国的历史文化，即可以旁若无人”，明显是反映他先师的时代。在那封闭的时代，当然是十分正确而令人起敬的。但经过三十余年改革开放之后，大陆与港台一样膜拜西学之风大盛，是否有“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连研究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也不如人”的现象？儒林先生若见此现象，还会说“关门称大王”吗？作为韩教授的学生不自觉时间错乱，居然说我“先捧后抑”，不仅错解人意，而且还要杠上开花，加上“轻诬前贤”的罪名，还要牵扯到陈寅恪。在他心目中，“尺有所短”与“轻诬前贤”是同义词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