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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自认是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余英时推崇他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有两件轶闻最能印证他这种宗教性的奉献精神。其一，某年盛夏周日，蒋介石以“总统”之尊未告而莅临“中央研究院”，不见有人迎接，找到史语所，严耕望天热未穿上衣正在工作，出来一看随即进去继续其研究。其二，余英时受托宴请钱锺书访美，以同门之谊邀他出席，他坚守“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婉言谢绝。 在学术大成的晚年岁月里，严耕望先后著成《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与《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收入《岫庐文库》单行行世。他之所以“欲把金针度与人”，将一生治学经验作全面总结，既有师友敦促，也有个人考虑。好友杨联陞敦请他对后学负起更大责任：“如此现身说法，读者得此鼓励，必有闻风而起者。”钱穆也劝勉他“给青年们一些影响，否则他们都不懂学问究该如何做了!”而他发现，包括钱穆在内的前辈大师述作尽管繁富，“但教人治学的文字并不多见”，而“薪火相传，成功不必在己”，故发心撰述治史三书。综观此书，《治史经验谈》允当内篇，《治史答问》视作续篇，都从问题入手;《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作为补篇，改以经历说法，主辅互证，横纵结合，构成归田史学的枕中秘籍。 杨联陞以“尤为切实”评价《治史经验谈》;余英时也推许《治史三书》是“为后学现身说法”。三书出版后，在台湾大受文史学子欢迎，成为他们的入门必读书，影响波及海外与大陆。上世纪80年代，有韩国学生抱怨，留学台湾原想掌握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岂料听到的不是美国式方法，就是日本式方法，台湾学者黄宽重向他们推荐了《治史经验谈》与《治史答问》。1987年，大陆学者黄永年收到严耕望转赠的《治史经验谈》与《治史答问》，次年撰文时称誉这两本小书是“对后学作‘金针度与，之书”。其后，两书复印本在大陆研究生圈内广为流传。1998年，大陆首次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将上述三本小册子合编为《治史三书》，列入《新世纪万有文库》。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获得授权，在大陆出版《治史三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前人评俞樾一生拼命著书，后学最受用的还推《古书疑义举例》;严耕望也著作等身，但对初涉史海的学子来说，比起其皇皇巨著来，《治史三书》也许最有启发之功。 最佳治史入门书 《治史三书》所论几乎涉及史学研究的所有方面。大匠不遗细节，对史学论著的撰述体制、写作改订、引文格式、注释安排，对作为治史必备知识技能的目录学与校勘学应掌握到何等程度，对外语阅读与史著翻译如何有助于治史，严耕望都不厌其详地娓娓道来。这里略论其荦荦大者。 史家的志业与修养 历史学家以史学研究为终生事业，如何确立志业，修养身性，规划目标，关乎其能否最终取得重大成就。严耕望认为，历史学不像文学与科学，少有年轻的大史家;其创获也主要不仰赖于天才。为此，他提澌三条：一有抱负，二能自信，三立计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