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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博通出发，严耕望认为断代研究便不能画地为牢，不应将研究时段限制得过于短促。在这点上，他的主张与现代西方“年鉴学派”的时段论所见略同。他告诫学子：“断代研究也只是求其方便，注意的时限愈长，愈能得到史事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得已研究一个时代，或说研究一个朝代，要对于上一个朝代有极深刻的认识，对于下一个朝代也要有相当的认识。所以研究一个时代或朝代，最少要懂三个时代或朝代，研究两个相连贯的朝代，就要懂得四个朝代，如此类推。”他尽管没有写过宋史论著，为对研究唐代有所助益，却把《宋史》从头到尾认真读了一遍。 从博通出发，严耕望提醒后学，应该“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在他看来，所谓“面”的研究，就是“目标要大些，范围要广些，也就是大题目，里面包括许多小的问题”。这种研究的好处，一是“似慢实快，能产生大而且精的成绩”，即今所谓可持续发展;二是“容易发现材料彼此冲突，就可以即时纠正错误;材料彼此勾联，就可以相互补充”;三是“在一个大范围内同时注意相关联的问题群，则看书时到处发现材料，兴趣自然浓厚，乐此不疲”。而孤立“点”的研究，其弊显而易见，一来“仄则仄矣，不一定能精，而出了错误自己还不知道”;二来“东一点西一点的研究，势必心力时间都费得很多”，事倍功半，欲速不达。 如何才能夯实博通的基础，严耕望劝勉史学入门者，应“对中国几部大的旧书能彻底的看，基础一稳固，将来往任何方向发展，皆能得心应手，毫无窒碍”。严耕望所谓“几部大的旧书”，《治史三书》未见明示，他另有《中国中古史入门书目》(收入《严耕望史学论文集》)，曾列出10种书目;当然，由于治史断代与方向不同，后学不妨作适当的选择与调整。他所谓“彻底的看”，就是从头至尾地细读精读，倘有注疏考证都不轻易放过。这一做法，也是诸多前辈史家与当下学者指导研究生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青年学子入门之初，应该彻底看几部大史书，尽可能打下博通的根底;起步之后最可行的进境，则是在自己熟悉的少数大范围内，“由小到大，由专而通”，从专精逐步走向博通。他研究唐代交通即遵循这一轨辙，从每一道着手，从点及面，由小到大，最后汇为全国性的交通图考。 对应专精与博通之论，严耕望阐述了考据之作与通识之作的关系，对章学诚的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高下论，作出了透辟的回应： 考据之作，重在实证，必须一字一句明其来历，如无明显具体证据，必当详为辩解，为之证明，但不当议于通识著作。通识之作，尤其通史，重在综合，重视章节布局，提出整体意见。就一个时代言，须综观全局，作扼要说明。就前后时代言，须原始要终，通变今古。不在一事一物之点滴考证。核实论之，一部通识性大著作，固然也要以考证功夫为基础，缺乏考证功夫与经验，即很难提出真正中肯之通识性论点。但不能要求其叙事论说之尽合乎考证标准。 严耕望一生研究也始终在追求考索之功与独断之学的一身二任。他研究历史人文地理倚赖的便是这一路径，先是作专精的《唐代交通图考》，而后是唐代人文地理，最终是国史人文地理;《唐代交通图考》固然偏于考索，国史人文地理虽仅成十余篇论文，但已于传统沿革地理“推展到经济、社会、宗教、文化各方面，欲从人文地理角度窥探全史”，自有其独断与通识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