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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选择与论著评判 严耕望将治史方向与论著选题分为具体性与抽象性两大型。前者如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社会史诸领域，客观实证成分较多;后者如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诸领域，主观判断成分较多。他以自身旨趣建议学子：“为把稳起见，最好多做具体问题，少讲抽象问题。”当然，治史者才分天性人各其面，自不必强求一律。但他的建议，实含良苦用心，入门者不妨先从具体问题入手，经过必要的训练，再转向抽象性研究，由实起步，能够根砥不浮，由虚入手，难免游谈无根。 在论及大问题与小问题的辩证关系时，严耕望认为，史家当然应重视历史上“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但也要用做小问题的方法去做”，此即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但做小问题时，却应“注意到这个小问题是否对于某一重大问题极有关系，或是其一部分”，此即以小见大，小题大做。他还建议学者，“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这是他积一生经验的金玉良言。 作为史学成果，无论著作还是论文，严耕望认为评判标准只有两条：是否正确与有无价值。前者是低层级的评判，标准在于“证据是否可信，证据是否充分，结论是否合乎事实，或近乎事实”;后者是高层级的评判，标准在于你的研究“是否比过去他人更进了一步”。史学论著最终应该达到何种境界，严耕望借用《孟子》论断而高悬鹄的：“充实而有光辉”。所谓“充实”，指“材料丰富，论断平允，踏踏实实，不发空论”，这是有价值的史学成果的基本条件。所谓“光辉”，一是有识力，有魄力，“能见人所不能见，言人所不能言，或言人所不敢言”;二是“规模恢宏、组织严密，且有创获”。 《治史三书》的其他价值 除作为最佳史学入门书，《治史三书》的其他价值也值得重视。 第一，作为严耕望学术自传的价值。 在20世纪中国中古史领域，继吕思勉、陈垣、陈寅恪一代大师后，大陆可举唐长孺与周一良为代表，台湾无疑应以严耕望为领军。严耕望既已进入中国现代学术谱系，对他的研究自然是中国现代学术史，尤其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课题之一。胡适曾劝学界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以期“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严耕望没有留下自传，虽提及记有日记或生活日录，据闻也未保存下来。但《治史三书》里，既有《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的专书，也有自道学史历程的专篇，在漫谈治史经验时，严耕望随时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研究者不妨将这些鲜活的叙述视为他的学术自传。林磊编著《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15年)时，就充分取资了这些素材，较详赡地勾画出这位史学大家的学术轨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