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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抱负。严耕望认为，史家应该“不专为己，兼要为群，对于社会人群有一份责任感”。然而，在史学研究与现实关怀的关系上，严耕望与“前辈学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持有异趣，更无导师钱穆“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的价值取向，他明确表示，自己著述“只为读史治史者提供一砖一瓦之用，‘今之学者为人，，不别寓任何心声意识”。他对代表作《唐代交通图考》自评道：别人“对于我的结论与图绘定能放心的利用，这也许就是我对中国史学界的点滴贡献”。 关于自信。严耕望首先提醒，“自信心的基础不是也不能建筑在天才上”;而后指出：“必须要下定决心，奋发努力百折不回的去达成目标，纵然明明没有成功的希望，也要坚定自信，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去做，企求愈能接近目标愈好。” 关于计划。钱穆昔年提示：“要眼光远大，要有整个三十年五十年的大计划，不可只作三年五年的打算。”严耕望秉承师说告诫后学：“若求取较大成就，决非事先有个大体固定切实可行的计划不可，否则纵能有成，也将大打折扣”，因为史学研究是艰巨长期的大规模工作。如何将三大原则落实到研究工作，严耕望总结出身体力行的八字要诀：“勤”、“恒”、“毅”、“勇”、“谨”、“和”、“缓”、“定”，并逐一申述了大义。 严耕望认为，作为优秀史家的最基本条件，在生活准则与人格修养上，首先必须“成为一个健康纯净的‘学术人，”。而要真正进入这一境界，“功夫不全在用功读书，尤要从人生修养做起”。为此，他给出两条建议。一是锻炼体魄，在他看来，“史学有较大成就，总得在五十以后，至少近五十岁，最好能活七十八十”，故务须“健强身体、健康心理”。二是修养人格，他结合自身与时贤的正反经历，总结并缕析了“一心力、惜时光”，“淡名利、避权位”，“坚定力、戒浮躁”，“开阔胸襟”，“慎戒执著”五条原则，并再三致意后学：对内心的见异思迁，外在的压力诱惑，都要“达到老僧入定，不为名利权位等任何冲击所动摇”，将心力时光都投身于史学研究。 治史的方法 严耕望谦称“不太讲究方法论”，自认为《治史三书》“说不上史学方法论，充其量只能说是我个人的体验，个人方法”。然而，这本书毕竟是专讲史学方法的著作。他以为，讲史学方法可有两种形式：一类是史学概论类的高头讲章，这类史学方法，流于纸上谈兵，“只能取其大意，不能太过拘守”;另一类便是学有成就的史家结合自身经验，向后学传授的方法，往往亲切而实用。据说，萧启庆曾棒喝后辈：方法论只有成学的大家，才有资格谈论。作《治史三书》时，严耕望已卓然成家，当然有足够的资格来谈史学方法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