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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承认“方法论对于我的治史不无相当影响”，也“赞同运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作为治史工作的辅助”;他甚至接受唯物论，认为“物质生活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因素，政治与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人类的历史包罗万象，史家面对的课题纷然杂陈，倘拥有越多的方法与手段，处理起来就越得心应手，这是不言自明的。 惟其如此，严耕望在方法论上持开放态度：史学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也该是无止境的进步，愈后愈臻精密”。然而，史家应对的课题各不相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可能千篇一律，即便同一课题，不同史家的应对方法也未必千人一面。史家也如兵家，兵家有“兵无常势”之说，史家也有“史无定法”之论。正鉴于方法只是达到目标的手段，他认为：各种社会科学对治史都会有帮助，但也各有局限性，倘若执一驭万，无异刻舟求剑。以量化史学为例，严耕望说自己最喜用统计法，但接着反问：“历史材料不是都能量化的，难道不能量化，我们就不做?” 在治史的根本方法上，严耕望强调：“固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意见)，随宜适应。”这与清代戴震的“空所依傍”和西方韦伯的“价值中立”大抵殊途同归。惟其如此，他坚决反对历史研究为任何预设的理论观点所奴役，无论大陆史学有过的“学术为政治服务”，还是当时海峡两岸滥用西方史学那种模式先行的做法。 在治史方法的观摩体悟上，严耕望主张：“要多多的仔细阅读有高度成就的学者的好著作，体会作者探讨问题的线索。”在中国通史的入门导读上，他就建议以钱穆《国史大纲》为主，以吕思勉几部断代史为辅，前者是近乎“圆而神”之作，后者是近乎“方以智”之作，“在如此一经一纬的准备下”，跨入史学之门，开启史海之航，将会四处通达，无往不可。 专精与博通 自章学诚创论“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文史学界对专博的议论层出不穷。严耕望则以专精与博通的对应概念展开这一议题。他首先区分了“专”与“精”、“博”与“通”之间的具体差别：“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然后申述己见：“治史既要专精，也要博通。只能博通，固必流于肤浅;过于专注精深，实亦难以精深，且易出大毛病，而不自知。”近代学术分科细密化已成大势，最易导致治学偏走专精一路，史学也不例外。但专精仍应以博通为前提，史学尤其如此，因为“历史牵涉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 博通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史学本身的博通，如果研究断代史，必须对研究断代的前后时代有深入的把握;倘若研究专题史，必须对其他专题史也应有充分的了解。二是史学以外的博通，史家应该旁通各种社会科学。严耕望指出：“历史学者要想精通各种社会科学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我们总要打开大门，尽可能地吸收一点!尽可能予以运用!”这与当下倡导的跨学科视野与多学科方法若合符契。博通之重要，从消极层面说，“可使你做专精工作时不出大错，不闹笑话”;从积极层面说，“可以帮助我们为史事作解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