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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治史三书》里，严耕望对个人学术也自有定位。他与余英时同为钱穆的两大弟子，却自认为：“在学术上，不能算是先生的最主要的传人”，因钱穆之学“从子学出发，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从而贯通全史”，但学术思想恰是他“最弱的一环”，而门人之中“余英时显最杰出”;而自己“只是先生学术的一个旁支”。这种与钱穆学术旨趣异同自我论定，还是客观而中肯的。再如，他比较自己对唐诗的利用与陈寅恪的“诗史互证”，自以为“注意面较广，可能较陈先生所获为犹多，但就学术境界言，自不如陈先生之深邃”，诚是既不过谦也不自诩的平实之论。勾稽联缀这些自述其学的片言只语，也足以为归田学案所取用。 第二，作为现代学术史料的价值。 从初涉史学起，严耕望的学术生涯长达一甲子，而且基本处于学术主流圈内，《治史三书》的诸多回忆也就颇具史料价值。例如，他回忆内迁之初武汉大学历史系与文学院的课程设置，历史系教师有吴其昌、方壮猷、陈登恪、郭斌佳等著名学者，还算“阵容不很强”的，文学院开课的还有文字学家刘赜、文学家苏雪林与美学家朱光潜等名家。严耕望对李庄时期与迁台初期史语所的回忆，有助于了解傅斯年如何营筑这座学术重镇，以及史语所独有的学风是如何形成的;而对钱穆“院士风波”的回顾，也凸显出史语所作为史学主流的门户之见。严耕望与海内外诸多名家有过疏密不等的学术交往，包括亲炙问学的师长李则纲、钱穆与顾颉刚，求学供职校所的掌门人王世杰、王星拱与傅斯年，史语所先后同事李济、姚从吾、劳幹、全汉昇等，其他台湾学人梁实秋、邢慕寰等，美籍华裔史家萧公权、杨联陞、何炳棣、余英时等，香港学者唐君毅、牟润孙等，大陆学者傅振伦、夏鼐、张政烺等。他在自道治学经历时，对这些人物或详或略都有叙及，即便吉光片羽，也足为研究现代学术文化史所取资。例如，《从师问学六十年》述及杨联陞推挹其《唐代交通图考》的打油诗，就为杨氏《哈佛遗墨》“诗稿”所未录。 除亲历的人事，严耕望对20世纪中国史家颇有月旦臧否，既有专书《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也有关于南北二陈与吕思勉的专论。诚如所言，这些评骘虽仅基于其“个人治史之意趣”，却不啻是对现代学术文化史的一家言。作为弟子，严耕望对钱穆堪称实事求是。他逐一列举其师不朽之作，指出都完成在50岁前，而其后述作“多讲录散论之类，视前期诸书远有逊色”。即便对列为不朽的《国史大纲》，一方面推崇其创获与识见，足以追步司马迁而超迈司马光，另一方面也批评“行文尚欠修饰，或且节段不相连属，仍不脱讲义体裁”。对陈寅恪与陈垣，严耕望也非一味肯定。他对《柳如是别传》的著述体裁与论题价值独持保留意见;对陈垣晚年缺乏史家定力，学术生命“即此而斩”，也有扼腕之叹。但他提示后学，陈垣治史方法“易于追摩仿学”，而浅学之士刻意追摩陈寅恪之学可能走火入魔，却是不刊之论。严耕望推崇吕思勉“拆拼正史资料，建立新史规模，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在他尊奉的四大家中，成就不在二陈、钱穆之下，确是慧眼独到的公允之论。至于对其他史家与学人的片断评点，全书也随处可见。他论顾颉刚为盛名所累，与傅斯年一样，“对于近代史学倡导之功甚伟。惟精力瘁于领导，本人述作不免相应较弱”。严耕望评价现代学术史的人与事，其观点只是独得之见，妥当与否另作别论，却无疑值得玩味而不宜轻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