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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娇燕是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历史学教授、“新清史”代表人物之一。她在《〈大义觉迷录〉和雍正皇帝被忽略的认同哲学》（载《十字路口：东亚世界交流史研究》2012年第5卷，以下简称“柯文”）一文中，通过讨论清政府和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本、俄文本、满文本，雍正年间路经俄国出使土尔扈特蒙古的满族官员图理琛所著《异域录》满文本所使用的满文“dulimbai gurun”（中国）、“meni dulimbai gurun”（我中国），以及其他有关语词的意涵，就清代皇帝的中国观阐发自己的看法。笔者现就该文对清朝皇帝中国观的讨论，谈一点看法。不当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岂可只论其是不论其非 近年来，美国新清史论著陆续译介到国内，学界反映似呈两极化的趋势。批评者指责其有政治意图；支持者则认为其以全新的视角为清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批评新清史有政治意图，似乎高估了他们的学术影响力。不过，仅因其视角新颖，就只论其是，不论其非，同样不可取。当然，这种褒奖如果放到1999年或2000年，也就是柯娇燕《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身份”》和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出版前后，新清史刚开始引起注意时，还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新清史在开拓清史研究的新领域、强调清代族群问题的重要性、推动学者重新思考内亚历史地位等问题上的贡献引人注目。即使其对问题的回答不尽如人意，但能提出新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值得鼓励的拓展。然而，新清史的问世，距今已有十几年。这一时段，足以使我们在感受最初的新鲜感和喝彩之后，按照史学研究标准从理论和材料上讨论其得失。 本文所讲的史学研究标准，就是历史学专业本科生进入历史系时就被告知的有关历史诠释的基本规则。这套规则的核心并不否认解释和理论假设的重要性，但是它强调任何对历史问题的诠释，必须建立于一手文献之上，而不应曲解有关材料，也不得回避与自己解释相反的证据。否则，这样的研究成果就不是史学研究的“合格产品”，甚至不能算是史学研究的著作。关于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有关中国学术规则的经典讨论，以及帕姆波拉（Mary L. Pampolla）为美国历史系本科生写的《袖珍本史学写作指南》（A Pocket Guide to Writing in History）。前者已广为学界注意；后者因言简意赅，在美国史学界深受师生欢迎而多次再版，并有专节讨论史学研究中的反证问题。 真正有生命力的史学解释，总是基于理论与史料的互动，史学批评和进步的根本动力还在于历史事实和理论假设的相互检验和辩证。陈寅恪曾强调，“你不把基本材料搞清楚，就阐发微言大义，其实是不可靠的”。这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史学家本人当有严格的学术自律，不论提出什么样的解释假说，必须基于对历史材料全面正确的掌握。其次，史学界的各类理论和新说，也应置于历史事实的审查和批判中，这才是求得可靠的历史理解、推动史学进步的应有之义，而这又是时下批评和高扬新清史论者有所忽略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