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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异域录》中国认同视而不见 柯文脱离语境、任意发挥的问题同样出现于对图理琛《异域录》满文本中“dulimbai gurun”（中国）一词的诠释。《异域录》一书用满、汉双语写成，分别使用满文“meni dulimbai gurun”（我中国）和汉文“我中国”一词。柯文声言，图理琛书中“meni dulimbai gurun”（我中国）含义对现代读者是含糊不清的。在她看来，其有可能像英语中的“my country”，即有可能说明清朝认同中国，但或许有另一种含义，就是我拥有的中国，就像英语里 “my car” 表述的不是“我是汽车”，而是“我有一辆车”。言外之意，图理琛是向俄方炫耀清朝对中国内地的征服。这种比较本身就是错误的，英文和满文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柯文用英文用法来推断满文含义，也不符合其所谓“满洲中心观”的宗旨。既然讲“满洲中心观”，当按满洲人的思路解释满洲文化历史。 即使以英文比对，柯文这种质疑也纯属一种诡辩。众所周知，我们使用的语言都有约定俗成的含义。当我们用中文或英文乃至满文说“我的车”或“我的房子”时，无论是听者还是言者，都会理解为一种所有关系，而不会误解为“我是车”或“我是房子”。同样，当我们说“my country”（我的国家）时，作为听者和言者，都会理解为“我对我的国家的认同”，而不会误认为“我有一个国家”。既然英文的“my country”可以清楚地表达自己对国家的认同，怎么满语“meni dulimbai gurun”（我中国）就不能做到这一点？ 当然，单靠习惯用法来推断图理琛文中“meni dulimbai gurun”（我中国）的含义，毕竟不是史学研究的正途。我们还是回到图理琛书中“meni dulimbai gurun”（我中国）的上下文作语境性分析。例如，书中写道：“（俄官员）衣番鄂番那西赤曰：我鄂罗斯察罕汗侍近有大臣四员，一应事务，不用通知国王，即可专擅行事，中国亦有此臣宰否？……我等答曰：我中国并无如此专擅行事之臣宰，事无大小，皆具题请旨，恭候圣裁。”（因篇幅有限，此处省略满文转写，只使用图理琛本人的汉译文）这里虽然是满文，语境和含义却非常清楚：图理琛用“我中国”代替“清朝”，对应俄方的“我俄罗斯”，明确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清朝官员对中国的认同。他的中国认同，同样清楚体现于他本人撰写的《异域录》汉文本。该文本把满文本中所有的“meni gurun”（我国）一词，都改为“我中国”一词。除非柯文看不懂中文或视而不见，否则，她不可能不知道 “我中国”在这里的具体含义。 附带提及的是，图理琛的中国观体现了清朝统治者的意志。书中收有康熙的诏书，就图理琛使团可能遇到的外交交涉做了非常具体的指示。康熙在提及国名时，俱使用“中国”一词。如下列所言，“朕思鄂罗斯国必言及火炮之类。倘若恳求，尔等言……我中国并无如此地方，亦不曾见如此道路，致之甚难，且中国法禁，凡火器物件，不许擅自出境”。康熙这里何曾有炫耀他对中国内地的征服之意？他使用中国一词的方式，清楚反映了他的中国与清朝一体的观点。他的中国认同有何模糊之处呢？ 新清史不应流于玄思妙想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拉丁文本、俄文本和满文本，以及图理琛用满、汉双语写就的《异域录》，都有充分、详细、明确的一手证据显示，清朝在17世纪80年代前后，有意识地建立清朝与中国认同的同一性。柯文虽然以这些文本讨论清代皇帝的中国观，对这些反证材料却视若无睹，只用俄文本一条材料，任意解释。这符合史学研究规范吗？ 当然，这里只讨论柯文有关清朝皇帝中国观解释存在的问题，这并不是说该文对雍正皇帝《大义觉迷录》的说法就没有问题。这里仅举一个例子。雍正在书中同样清楚地阐发了清朝中国的一体观。他说：“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 这里把清朝征服蒙古看作中国疆域的开拓，将清朝等同于中国。但雍正这样重要的观点，竟然为柯文完全忽略。柯文当然要回避这样的材料，否则，她所强调的清朝从未自我等同于中国的观点就无法成立了。只是这类回避反证的所谓新清史成果，还有学术价值吗？还能取信于人吗？笔者认为，如果新清史一直醉心于族群、帝国、后殖民等理论上的玄思妙想，而缺乏严谨的史实基础，其所建立的史学殿堂，都与柯文上述中国观的讨论一样，不过是经不起检验、一碰就碎的“小泥人”而已。 后记：本文得益于钟焓惠赠的资料及其尚未发表的论文手稿，谨此致谢。 （作者单位：美国阿克伦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