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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史学研究底线 “中国”观念，作为帝制时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认同资源之一，因其巨大的影响，是清朝统治者从其在关外兴起时即需要面对的，清朝皇帝自然有众多论述，他们的观点见诸满、汉各类官方文献对“中国”一词的使用。清朝留给历史学家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有关中国观的官方文献极其丰富，从满汉文档案、实录到对外条约，都可看到“中国”一词的踪迹。因此，要讨论清代皇帝的中国观，如果没有充分收集各类材料，对自己的解释加以检验和考察，是无法做出符合史学标准的学术成果的。遗憾的是，柯文有关清代皇帝中国观的论述，恰恰在这方面完全逾越了史学研究的底线。 柯娇燕认为，清代中国仅指长城以内，也就是现在所称的中国内地，仅是清朝疆域的一部分，清代皇帝从未把自己的帝国——大清国等同于中国。柯文仅以《尼布楚条约》的几种文本和《异域录》来支持其观点，这是有问题的。清朝皇帝的中国观不仅见诸这几种材料，而且见诸其他文献如《清实录》等。 如果关注清代的条约和实录，就会发现颠覆柯文观点的众多证据。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两证。《尼布楚条约》签署30多年之后，清政府和俄国又签订了中俄《恰克图条约》。该条约补充条款满文本有这样的表述，“dulimbaigurun-I jecen-I bade bisire tusiyetu han wangjal dorji wangdanjin dorji”（中国边境地区土谢图汗旺扎勒多尔济、亲王丹津多尔济）。这样的表述不正颠覆了柯文观点吗？至于清朝实录，这样的反证比比皆是。例如，乾隆皇帝就强调，“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这表明，清朝在外交文献中自称“中国”，是朝廷的既定政策。柯文要捍卫自己的观点，就必须说明这类反证的内涵。可惜，柯文没有这样做。《清高宗实录》篇幅过大，但柯娇燕既然曾有专文、专章讨论乾隆朝的认同问题，《清高宗实录》至少是应看到的，何况在检索电子化的e-考证时代，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 如果《清高宗实录》篇幅浩大，新清史学者无法全部顾及，那么，他们对《尼布楚条约》当有全面系统的研究。该条约拉丁文本、俄文本以及满文本加起来，不过1800多字。图理琛的《异域录》也只有上、下两卷，其中“中国”一词触手可及。柯文既然以此支持自己的观点，对其中有无反证、如何解释那些反证等问题，当没有理由回避。但柯文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回避其中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其表面上引证多种语言材料，实则是断章取义、随意发挥。 柯文有关中国观的讨论，是以《尼布楚条约》俄文本为主要依据的。这样的选择本身就是荒谬的。要研究《尼布楚条约》诸文本中体现的清朝皇帝中国观，首先是确定哪个文本充分反映清朝的观点，哪个文本相对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根据参加会谈、担任翻译的耶稣会士张诚等人的记录，在条约起草过程中，清朝和俄国方面分别提交满文本和俄文本，最后双方商定以耶稣教士起草的拉丁文本为条约正本。另据野见山温的考证，拉丁文本是以满文本为基础形成的。因此，要研究清朝的立场，最重要的参考文本是满文本，其次是拉丁文本，最后才是俄文本。而柯文恰恰忽略这一点，把满文本搁置一边，用俄文本的材料来支持其对清朝皇帝中国观的解释。而且，该文用于支撑其所谓清朝不认同中国的唯一文献证据，也仅仅是对俄文本一条材料的误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