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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多学科相结合 中国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40年代末为草创阶段。这一时期，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工作进展比较缓慢，多数成果是由外国学者完成的一些零星的调查和研究报告。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发展阶段和原始资料的积累阶段。古人骨标本在数量、质量和时空分布上的积累都迅速增加，不过大多数研究都是关于种族人类学方面的。90年代以来，体质人类学研究进入方法论的变革阶段。除传统的依靠形态观察和人体测量来进行种族类型鉴定和人群亲缘关系及种族来源的研究外，还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方法和其他学科的应用。如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等多学科的应用，包括古代人骨的断代、古病理和创伤现象、人类遗骸再现的风俗习惯、头骨小变异的研究、牙齿人类学研究、古DNA研究、食性分析及锶同位素方法探讨人群迁徙等多角度的研究。 近年来，对古代人骨的研究更加重视与考古学研究目标的统一，注重探讨古代人群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注重体质人类学与遗传学、古病理学以及化学等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在进行古病理调查时，不再是单一的病理现象描述，而是从群体病理的调查获取古代人群的生活方式、食物构成、疾病状况、生存压力、经济模式、行为特点、社会组织结构等多方面信息，并注重探讨古代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人群生活和健康的影响，更加注重解释古代人类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首先，研究方法上有了突破和创新。如2001年在《考古》上发表的《从头骨非测量特征看青海李家山卡约文化居民的种族类型》一文中，笔者提出了利用多项头骨非测量特征研究古代族群的起源和演化的方法。该方法的应用不仅突破了以往只利用测量特征进行种族分析的单一性，使对考古发掘过程中经常遇到的破碎头骨材料进行种群亲缘性分析成为可能，在探讨古代人群起源、演化和由此带来的文化交融等问题上开辟了新的途径。 其次，注重多学科研究相结合。例如，2008年发表在《世界历史》上的一篇探讨日本人群种族形成问题的文章中，笔者除了依据人骨形态学研究结果，还综合了植物学、动物学和遗传学的最新研究内容。在探讨有关古代人群迁徙和带来的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时，注重形态学的研究和古DNA研究方法的相互结合，并在古DNA研究的课题设计和如何利用古DNA的研究结果来解释考古学的问题上，提出了相当重要的建议，强调古DNA的研究应该注重考古学的背景。 最后，关注国际上体质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在国内推广和介绍古病理的研究。在2008年的全国科技考古学会议上，笔者以“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新视点”为题做了发言，在国内首次介绍了以往不为国内同行认知的骨骼病理现象（如筛状眶、多孔骨肥厚等），并率先开展了古病理的调查，即从人骨古病理角度推测当时的生活环境、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形态类型和饮食结构等，从人骨的研究角度关注古代人群的生业模式。例如，通过对内蒙古兴隆洼新石器时代人的贫血现象的古病理调查，推测其农业发展程度不高，以及男女饮食结构无明显差异等结论，不仅为体质人类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更加强了人类学研究在考古学中的作用，同时推进了国内体质人类学研究方向的国际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