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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代意义的地理概念——“西方” 不过，明代虽使用“西洋”之名，其所指范围并非限定欧洲，甚至不含欧洲，而是指东南亚、西亚、东非或印度洋周围国家。郑和下西洋中的“西洋”即是指其所经这些地区。接近近代地理概念上的“西方”是伴随欧洲传教士东来而出现的一个地域名词。对欧洲地理最早系统介绍的是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的《职方外纪》，该书卷二介绍了欧洲诸国及其地理(17)。首次正式使用“西方”一词，且直指欧洲者可能是艾儒略的另一部不太为人们所提及的小册子——《西方答问》，此书开宗明义谓：“敝地总名为欧逻巴，在中国最西，故谓之太西、远西、极西。以海而名，则又谓之大西洋，距中国计程九万里云。”该书将世界分为五大洲：亚细亚、欧逻巴、利未亚(即非洲)、亚墨利加(即美洲)、墨瓦腊尼加(即大洋洲)。“自此最西一州，名欧逻巴，亦分多国，各自一统。敝邦在其东南，所谓意大利亚是也。此州去贵邦最远，古未相通，故不载耳。”(18)该著分上、下卷，上卷分国土、路程、海舶、海险、海贼、海奇、登岸、土产、制造、国王、官职、服饰、风俗、五伦、法度、谒馈、交易、饮食、医药、性情、济院、宫室、城池兵备、婚配、守贞、葬礼、丧服、送葬、祭祖，下卷分地图、历法、交蚀、星宿、年月、岁首、年号、西土诸节。其中在“路程”一节介绍了自欧洲来华的航行路线和时间。在“登岸”一节对欧洲与“回回”、天主教与“天竺浮屠”(印度佛教)作了区别。“问：贵邦到敝邦，从何省登岸？曰：极西海舶，不到贵国，只到小西洋而回。西客在小西换舟，到广东香山边，予辈亦乘客舟而至。”“问：有西方人从陕西进，三年一贡。亦有传道之僧从四川、云南而来者，不知与贵邦同否？曰：来自秦中皆回回之类，此与中国相连地，与敝邦相悬绝也。来自四川、云南者，天竺浮屠之类，与天主圣教又悬绝也。”(19) 随后由耶稣会士利类思(P.Louis Buglio)、安文思(P.Gabriel.de.Magalhaens)、南怀仁(P.Ferdinand Verbiest)编写的《西方要纪》，实为《西方答问》的增删本(20)。该书开首即称：“西洋总名为欧罗巴，在中国最西，故谓之大西。以海而名，则又谓之大西洋。距中国计程九万里云。”由于该书出自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三位传教士之手，故对西方之介绍带有相当正面的色彩。如“风俗”一节：“西洋风俗，道不拾遗。偶或有遗，得之者则悬垣壁，以便原主复取。”如“法度”一节：“西洋虽以德养民，亦有囹圄刑罚以惩已犯罪而儆未犯者，但不用箠楚耳。定罪必依国法，不敢参以私意。若不依法者，罪反归于有司矣。”如“性情”一节：“尚直重信，不敢用诈欺人，以爱人如己为道，有无相济。又尚志，难于忍辱。交处多情义，一国中少有不得其所者，即他邦之人至，尤不敢慢，更加礼焉。”如“教法”一节：“西方诸国奉教之后，千六百年，大安长治，人心风俗和善相安，家给人足，不争不夺，各乐其业。”(21)由此可见，“西方”作为一个地理名称明确指称欧罗巴洲，是由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艾儒略撰著的《西方答问》和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编写的《西方要纪》两书确定下来的。有趣的是，张潮在将该书收入《昭代丛书》时，为该书作《跋》称：“西洋之可传者有三：一曰机器，一曰历法，一曰天文。三者亦有时相为表里。今观《西方要纪》所载，亦可得其大凡。然必与其国人之能文者相与往复问难，庶足以广见闻而资博识也。”将西洋可资学习者定格在“机器”“历法”“天文”三项，显示张潮对西学的了解尚较肤浅和片面，也反映了时人对西方认识的局限，但与近代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联系起来，它又不失为学习西方的先声。 与“西方”一词同时采用并广为流行的指称“欧罗巴”的同义词还有“泰西”“太西”“极西”“远西”。耶稣会士熊三拔(P.Sabbathin de Ursis)撰说、徐光启笔记、李之藻订正的《泰西水法》(1612年初刻)和耶稣会士邓玉函(Johnn Schreck)译述、毕拱辰润定的《泰西人身说概》(1643年刻)两书的书名即采用了“泰西”这一名词。此词一直到晚清仍然沿用，如晚清介绍西方的重要典籍，徐继畬所著《瀛寰志略》，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口译、蔡尔康笔录的《泰西新史揽要》，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mest Faber)撰写的《自西徂东》等书，即采用了“泰西”一名指称欧洲。“极西”“远西”常见于各种介绍西方学术书籍的作者署名前，如《修身西学》《齐家西学》两书作者署名为“极西高一志撰”，《超性学要》作者署名为“极西耶稣会士利类思译义”，《四末真论》作者署名为“远西耶稣会士柏应理撰”，《西方答问》作者署名为“远西艾儒略撰”。 “西洋”“西海”两词继续沿用，但其义由原来的泛指东南亚、西亚、东非一带，逐渐转向专指欧洲，这也许最能反映当时明末以后中西交通的实际。《四库全书》收入南怀仁撰写的《坤舆图说》，卷前介绍：“怀仁西洋人，康熙中官钦天监监正。是书上卷，自坤舆至人物，分十五条，皆言地之所生。下卷载海外诸国道里、山川、民风、物产，分为五大州，而终之以西洋七奇图说。”(22)这里的“西洋”系指称欧洲。“西海”则常见于来华西人撰译的各种书籍署名中，如1614年初刻于北京的《七克》，作者署名“西海耶稣会士庞迪我撰述”。1623年在杭州成书的《性学觕述》，署名“西海后学艾儒略著”。艾儒略所撰《职方外纪》卷二《欧罗巴总说》开首曰：“天下第二大州名曰欧逻巴。其地南起地中海，北极出地三十五度。北至冰海，出地八十余度，南北相距四十五度，径一万一千二百五十里。西起西海福岛初度，东至阿比河九十二度，径二万三千里。共七十余国。”(23)这里的“西海”即为大西洋。当时，人们对“洋”与“海”之区别并不甚在意或了解，故“西洋”与“西海”混用是常见的事。 与“西方”相联的还有一些词，如“西学”“西儒”“西医”“西历”“西国”等，几乎同时出现在介绍西方学术、医学、历法、地理的书籍里。最早使用“西学”一词的可能是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的《西学凡》(1623年初刻)。该书开首即称：“极西诸国，总名欧逻巴者，隔于中华九万里。文字语言经传书集，自有本国圣贤所纪。其科目考取虽国各有法，小异大同，要之尽于六科。一为文科，谓之勒铎理加；一为理科，谓之斐录所费亚；一为医科，谓之默第济纳；一为法科，谓之勒义斯；一为教科，谓之加诺搦斯；一为道科，谓之陡录日亚。”(24)第一次在中文世界系统介绍了西学。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P.Nicolas Trigault)撰述的《西儒耳目资》(1626年刻)较早使用了“西儒”一词。以“西学”命名刊刻、篇幅量较大的书籍当推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P.Alphonse Vagnoni)编撰的《修身西学》《齐家西学》《治平西学》三书。作为与中学相别的“西学”在明末的少数士大夫中开始传播。 晚清以降，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渐次扩大到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地理范围也由欧洲扩展到美洲、澳洲。“西方”成为基督教文化圈的代名，并被赋予地理以外其他方面的内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出现所谓东西方冷战，这里的“西方”则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包括亚洲的日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它是一个意识形态共同体的指称，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被排除在“西方”以外。冷战结束以后，虽然苏联解体，取而代之的俄罗斯不为西方或欧共体所接受，俄罗斯仍是与西方并立的另一极，所谓“西方”当然也不包括俄罗斯和其他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独联体国家。 从历史上看，古代西方文明主要是指古代希腊、古代罗马所涵盖的区域，它与东方文明国家(包括地处近东、中东、远东的四大文明古国，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相对应，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在近现代，随着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色彩的加重，西方学者就认为：“西方文明首先可以近似定义为法治国家、民主、精神自由、理性批判、科学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25)它显然带有排斥非“西方”文化或文明的意味。在这种背景下，当西方学者使用“西方”这一名称时，就不仅是一个地理指称，可能还带有某种程度的文化优越感，它与“西方中心主义”有着某种关联。有的西方学者区分了“旧西方”与“新西方”两个概念：“旧西方大约从凯撒开始，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旧西方是指一种欧洲文化秩序：它在哲学上以柏拉图为主导，在宗教上以希伯来圣经的伦理一神教为主导，在法律和社会组织上则以古罗马遗产为主导。拉丁基督教会是它的中心，也是它最持久的机构。现代批判性思维的兴起和启蒙运动深深地影响了旧西方，接着在19世纪，旧西方进入知识和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新西方”是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美国领导的西方，“新西方是某种类似于人类顶峰的事物，因为它是以第一批得到彻底解放的人的出现为标志的。这些人知道，他们自己是他们的世界观、知识体系、技术和价值的唯一创造者。他们的世界完全是属人的世俗的世界。他们的政治是自由民主的政治，他们的经济秩序是‘社会市场’或‘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他们的伦理首先是人道主义。”“在艺术和个性方面，西方人特别罗曼蒂克，他们坚持把他们自己看作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他们热爱‘时尚’，表现自我。每个人都想成为他自己，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安排生活。”(26)按照这种区分，古代北京实际对应的是“旧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才真正面临同以美国为首的“新西方”打交道。 梳理中国人的“西方”观念，从汉唐时期的“西域”到宋元明时期的“西洋”，最后到明末清初以后出现的“西方”“泰西”，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西方”观之演变是与中西交通密切相连的一个概念，中西交通伸向哪里，“西方”的意含就指向哪里，“西方”可以说是一个流动不居的历史地理概念。“西方”这一名称往往表现的是一种异域、异种情调，即为华夏文明之外的化外之域或非我族类的文化，从文明程度来看，“西方”文明经历了一个从异域文明到强势文明的演变过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它既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排拒，又常常通过交流、融会，为华夏文明所吸收。近代欧美的崛起，亦即“西方”的崛起，与华夏文明形成新的对峙，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参照系。作为新兴的强势文明，西方在与大清帝国的军事对决中胜出，其在宗教、科技、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方面的优势地位因此确立。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刺下，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和社会—文明结构逐渐解体，中华民族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谋求建设一种适合自我生存的新文明，中国在与西方的冲突、交流、融合中开始艰难的社会转型和步入现代化的历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