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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向奎先生说:“清代从庄存与到陈立这一批公羊学者中,可以称作思想家者当推龚自珍。”[1] 清代公羊学自庄存与发其端,至嘉道之时已蔚为大观,庄存与《春秋正辞》、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凌曙《春秋公羊礼疏》等公羊学的专门著述相继问世。这些著述,无论醇驳密疏,不外乎总结义例,整理统绪,阐发微言大义,拓展公羊学理论基础。这些公羊学者,所做的基本上还是一个纯学术研究的工作,虽然他们亦推崇通经致用,但明显是通经有余而致用不足。 迨至龚自珍,清代公羊学的风貌骤然为之一变。龚自珍不再专注于学术层面上的公羊学研究,转而致力于援公羊学说抨击时政,倡言变法,真正发挥了公羊学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推动“公羊学理论从书斋走向社会,从论学转向议政”[2]。清代公羊学自此开始转向,逐步成为社会批判与变法改制的强大武器。公羊学能风靡晚清,成为晚清学术的主流,乃至成为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石,龚自珍功不可没。 一 龚自珍公羊学的学术渊源 龚自珍(公元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字璱人,号定庵,又名巩祚,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乾隆五十七年生人,道光二十一年因暴疾卒于丹阳,终年五十岁。 龚自珍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龚敬身官至云南迤南兵备道;本生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父龚丽正官至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叔父龚守正官至礼部尚书;外公则是著名的文字音韵训诂学家段玉裁。龚自珍天资聪慧,幼承家学,由母亲授以诗文。十二岁,从外公段玉裁学习《说文》部目,打下古文字学的基础,进而又学习经学。十四岁“始考古今官制”,十六岁“始读《四库全书提要》,为目录之学”,十七岁“游太学,见石鼓文,大好之,由是始为金石之学”(吴昌授《定庵先生年谱》)。十九岁,他应顺天乡试,中式第二十八名副贡生。二十一岁,考充武英殿校录,始为校雠之学。 龚自珍从小在考据学的学术环境里长大,从他的家世和青少年时的学习经历来看,我们几乎很难想象他日后会成为公羊学的健将。他的正常发展方向应该是像父亲那样,不断仕进,在闲暇之余钻研一下考据功夫;即使仕途不顺,也应该像外祖父那样,沿着乾嘉汉学的路子,在文字训诂上卓有成就。 龚自珍学术路径的改变,一般认为是他二十八岁时遇到刘逢禄以后的事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一九年)龚自珍应恩科会试不第,留在京师“就刘申受问公羊家言”(《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自注)。此后,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依托公羊义理讲求经世之务、倡言变革,成为了龚自珍治学之特色。然而,这种学术路径的改变应该有一个过程。很难想象,仅凭刘逢禄的一番“高言大句”[3]就能让龚自珍抛弃二十余年之所学,更何况他还是一个思想深邃、富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龚自珍在接受刘逢禄传授公羊学之前,应该对公羊学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应该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与刘逢禄相近的学术取向。 龚自珍虽然自幼打下了深厚的文字学、考据学的功底,但很早就表现出了不同的志趣。据载,龚自珍年少时即酷爱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纪》)。随父居京城十余年,龚自珍目睹官场的黑暗,士人风气的败坏,敏锐地感觉到了庞大帝国的迅速衰落。刚刚步入青年的龚自珍,豪迈地写下了“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湘月》)的诗句,表明了经世治国的抱负。二十二岁时,龚自珍写出了惊世骇俗的《明良论》四篇,批判了君主專制,揭露了官员之庸懒、朝政之腐败、用人之限才、法制之坏烂等现实,喊出了“更法”的主张。接着他又写了《尊隐》、《平均篇》、《乙丙之际箸议》等文,对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当时已经处于“衰世”,“乱已竟不远矣”(《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段玉裁晚年的思想转变,应该说对青年龚自珍也有很大的影响。段玉裁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说:“顾玉裁不自振作,少壮之时,好习词章,生耗岁月,……归里而后,人事纷糅,所读书,又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根本,老大无成,追悔已晚。”(《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又说:“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陈寿祺《左海文集·义利辨》)段玉裁晚年认为自己一生的学术忽视义理,脱离现实,是舍本逐末。因此他并不希望龚自珍走自己的路,他谆谆教导龚自珍:“勿读无用之书,勿作无用之文”,“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与外孙龚自珍札》)。他期望龚自珍能锐意经史,经世致用,成为邦国栋梁之才。后来,当段玉裁读到龚自珍针砭时弊的《明良论》时,大为欣慰:“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髦(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明良论四》自注)。 我们不难发现,龚自珍这个时期的作品里,已经有了一些公羊学的痕迹。最明显的莫过于《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里借助公羊“三世”说的一段阐述:“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有不少人对这段文字是否来自公羊学有疑议。其实龚自珍已经清楚交代了这是以《春秋》论史,这样的“三世”说虽然并非公羊“三世”说的原版,但它脱胎于公羊“三世”说是毋庸置疑的。此时的龚自珍尚不是公羊学家,他只是接触到一些公羊学的理论后,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在论述时进行一些表层的运用。 青少年时期的龚自珍,接触公羊学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己亥杂诗》龚自珍有一自注曰:“先祖匏伯公(龚敬身)批校《汉书》,家藏凡六七通,又有手抄本。”我们注意到,龚自珍的父亲亦著有《两汉书质疑》。可见,《汉书》之学乃龚自珍之家学,父祖于是皆有专门之学。熟读两汉书,尤其是《汉书》,必是龚自珍的重要课业。据龚自珍自叙,他曾连续三年的除夕夜都在通宵达旦地读《汉书》[4],足见其对《汉书》的钟情。上述自注中还提到:“为《汉书补注》不成,读《汉书》,随笔得四百事。”因此,龚自珍无疑对两汉史实、两汉经学谙熟于胸。两汉书中不乏有关公羊学的理论及相关的人与事,尤其是《汉书·董仲舒传》所载的董仲舒“天人三策”原文及所反映的董仲舒的公羊学思想,对同样心存“更化”之念的龚自珍应该有相当大的触动。《明良论一》中就有引用“天人三策”的文字。[5]我们由此也可以推论,两汉书中有关公羊学的史料可能就是龚自珍最初的公羊学知识的源头。 龚自珍真正皈依公羊学,得列常州学派门墙,是嘉庆二十四年从学刘逢禄以后的事情。但此前,龚自珍即与常州诸子有了很多接触和交往。龚自珍曾有诗《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称“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我益喜逐常人游”,诗中述及与常州学者的交往,除了刘逢禄,还有丁履恒、臧庸、顾明、恽敬、孙星衍、赵怀玉、洪饴孙、管绳莱、庄绶甲、张琦、周仪暐、董祐诚、李兆洛、陆继辂等人。[6] 这里的很多人,都是在刘逢禄之前与龚自珍结识的,如臧庸、顾明早在龚自珍十二岁时就认识龚自珍,丁履恒是在龚自珍十七岁时认识龚自珍的。[7] 这些学者大多与庄氏家族及刘逢禄、宋翔凤交好,往来甚密。尤其丁履恒、恽敬、洪饴孙、庄绶甲、张琦、周仪暐、李兆洛、陆继辂等人与刘逢禄都是爱日草堂之会的成员,世称“草堂诸子”,他们早年经常相聚一起,砥砺德行,切磋学问,“以经世之精神,治经世之学,旁贯公羊、古文、诗余而一之”[8]。与这些学者的交往,使龚自珍早早融入了常州学人的学术交流圈,从他们那里了解了常州学派的学术理念和治学路径,他们的经世之学也必然会对龚自珍产生影响。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龚自珍与丁履恒的交往。龚自珍早在嘉庆十三年(公元一八〇八年)十七岁时就结识了丁履恒,那篇《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即是道光七年丁履恒赴山东肥城知县任前,龚自珍为道别所作,诗中说“识丁君乃二十载,下上角逐忘春秋”,足见二人交往之深。丁履恒(公元一七七〇～一八八二年),字若士,一字道久,号东心,是庄存与的孙女婿,曾在庄家教授弟子,刘逢禄、宋翔凤以及庄绶甲等均曾受业于他,庄绶甲对他“终身执弟子礼甚恭”(李兆洛《附监生考取州吏目庄君行状》)。他“于诸经尤深于《春秋》”(张际亮《丁若士先生墓志铭》),著有《春秋公羊例》[9]。李兆洛说:“兆洛自交若士、申受(刘逢禄)两君,获知庄氏之学”,“若士、申受所著《公羊》之說,多本宗伯(庄存与)”(《珍艺宧遗书序》)。可见,丁履恒确为庄氏之学的核心人物,其专长亦在公羊之学。丁履恒长龚自珍二十余岁,实为龚自珍的师辈,在刘逢禄授龚自珍公羊学之前,丁履恒对龚自珍认识并逐渐接受公羊学应该发挥了不少的作用。 其次,龚自珍与庄绶甲的交往也应该注意。庄绶甲(公元一七七四～一八二八年)是庄存与之孙,字卿珊(或作卿山)。他深得父祖之学,“尽通方耕(庄存与)《公羊春秋》、《毛诗》、《周官》之学”。嘉庆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一七年),庄绶甲被龚丽正招致上海,成为龚自珍的家庭教师。[10]作为家庭教师,庄绶甲有机会向龚自珍输送庄氏之学。龚自珍比较全面地了解庄存与的学术与思想,即应是源自庄绶甲的介绍。嘉庆二十三年,庄绶甲曾向龚自珍详细介绍了庄存与的“事行之美”,并请龚自珍作碑文,这也就是龚自珍后来撰写《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的缘由。[11]龚自珍与庄绶甲长期保持着半师半友的关系,龚自珍的诗文之中屡见庄绶甲的身影。庄绶甲对龚自珍也很关心,在看了《乙丙之际著议》后,就劝龚自珍删除那些犯忌讳的激愤之言,这也就是龚自珍诗中所说的“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我们可以想见,庄绶甲在龚自珍公羊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必然有比较大的影响。 考察龚自珍在二十八岁之前的公羊学渊源,并不是要弱化刘逢禄对龚自珍的影响。龚自珍最终能走上公羊学的道路,刘逢禄的作用无可替代。 嘉道年间,清王朝日显衰落,朝政不举,民变迭生,内忧外患日蹙。龚自珍目睹世危,急切地渴望振新除弊,寻找救世良方。龚自珍见到刘逢禄后,有一种迷航的船只终于找到方向的兴奋感。他赋诗说:“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12] 表达了对刘逢禄的仰慕之情,抒发了不屑烦琐考证的“虫鱼学”,而愿追随刘逢禄,从事公羊经世之学的志向。此前龚自珍所涉之公羊学,无论来自《汉书》或常州诸子,终归肤浅。而刘逢禄数十年专心研究公羊学,写下《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一书,归纳公羊义例,总结公羊命题,建立起自己的公羊学理论体系,是当世第一号的公羊学专家,绝非丁履恒、庄绶甲甚至庄存与所能及。龚自珍从学刘逢禄,方真正迈入公羊学的大门,得以系统研究公羊学的微言大义。 道光十九年己亥(公元一八三九年),四十八岁的龚自珍辞官离京,“不携眷属傔从,以一车自载,一车载文集百卷以行,夷然傲然”(《定庵先生年谱》),踏上了南归回乡之途。途中,龚自珍写出了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对自己的一生有许多回顾和总结,其中一首言道: 端门受命有云礽,一脉微言我敬承。 宿草敢祧刘礼部,东南绝学在毘陵。 “端门受命”即指何休《公羊解诂》哀公十四年“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之言。毘陵,即常州古称,庄存与、刘逢禄的故乡,清代公羊学的发祥地。此诗后有龚自珍自注曰:“年二十有八,始从武进刘申受受《公羊春秋》。近岁成《春秋决事比》六卷,刘先生卒十年矣。”这首诗充分反映了龚自珍以远绍何休、近接刘逢禄为己任,发扬公羊学微言大义的学术追求。 龚自珍一生的学术,由乾嘉考据之学转向公羊经世之学。嘉道之后,整个中国学术大势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变迁的过程,而这一变迁却又正是由龚自珍首开风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