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走出书斋的公羊学 历代公羊学者,他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公羊学作为治学的目标,我们很多时候是不太清楚的。而龚自珍选择公羊学,显然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 龚自珍胸怀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一直渴望能有经世济民,安邦定国的机会。他积极投身科举,固然是因为这是清代读书人的唯一正途,但更是为了藉此进入国家权力的核心,实现其政治理想。他曾一次抱着两千篇功令文习作去向人求教,[13]可见平常备考用功之勤。道光三年,因叔父龚守正任会试同考官,龚自珍照例回避,不能参加会试,其母段驯还专门写诗,以“会见天街汝遍看”(《珍儿不予会试,试以慰之》)来劝慰他,亦可见他登第的急迫。龚自珍中进士以后,朝考《安边定远疏》,他最早交卷出场,友人恭维他“定大魁”,他却嗤鼻说:“看伊家国运如何。”(魏季子《羽琌山民逸事》)自己能否夺魁,是事关清王朝国运的事情,龚自珍此言足可说明其参加科举考试的主要目的绝对不在功名利禄,亦可见其抱负之伟、自视之高。 龚自珍虽然自视很高,但他这条科举入仕之路却走得颇为坎坷。从嘉庆十五年(公元一八一〇年)他十九岁首次参加乡试,到嘉庆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一八年)二十七岁才中举人。此后,嘉庆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道光二年、六年四次应会试,四次落第,直到道光九年(公元一八二九年)年三十八岁才中进士,前后共经历了十九年的时间。当他终于感到有机会可以一展身手的时候,朝考的结果却是以楷法不及格为由,不得入翰林院。不入翰林,这也就基本上阻塞了龚自珍进入权力核心的可能,断绝了他成为“名臣”的希望。 嘉庆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二〇年),龚自珍第二次参加会试不售以后,捐职内阁中书,正式步入仕途。由于他性格爽直,“不依恒格”(《清史稿·文苑传》),又喜高言阔谈,常触时忌,被时人目为“狂生”,二十余年之中,只做过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等六、七品的小官,始终官微俸薄,壮志难酬。但这并没有消磨他匡时济世的宏大志向。没有机会临民一试的龚自珍,把满腔的热情都铺在了对“更新”、“改革”的呼唤上。他念念不忘仿古方以救今日之病,高呼“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箸议第七》)“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上大学士书》)。 身居冷署闲曹的龚自珍经常撰文针砭时弊,不断上书官长以求变革。嘉庆二十五年有《西域置行省议》与《东南罢番舶议》,对西北边防及东南海防提出设想。道光九年,有《上大学士书》,提出对内阁改革的建议。道光十二年有《当世急务八条》。道光十八年有《上礼部堂上官书》,论“四司政体宜沿宜革者三千言”(《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的这些建议都没有被当权者所采纳,但他的文章和建言逐渐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推动了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 “龚子渊渊夜思,思所以撢简经术,通古近,定民生。”(《农宗》)在一个经典作为国家最高指导原则的社会里,任何变革都必须从经典中寻求依据。从刘逢禄那里感悟到了公羊学的真谛以后,龚自珍发现,倡导“变易”、“改制”的公羊学正是自己最佳的选择。 龚自珍治公羊学,有着相当强烈的“功利性”。他并没有像前辈公羊学者那样,做一个梳理公羊学义例的工作,他也没有做一个建立自己公羊学理论体系的工作,也没有集中精力写出一本大部头的经学著作。很多友人都曾劝龚自珍“写定《易》、《书》、《诗》、《春秋》”,他却说“有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未暇也”(《古史钩沉论三》)。在他心目中,经世之学才是第一要务,纯学术的研究工作虽然有心做,却也只能先放一边。 梁启超说龚自珍“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抵排專制”(《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一些学者质疑梁启超夸大其词。其实,龚自珍对公羊大义的发挥,除了《春秋决事比》和《五经大义终始论》、《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之外,都是随事而发,散布在其各种文章和建言上书之中,用一句龚自珍自己的话就是“不察之,寂若无;深察之,无物不在”(《春秋决事比自序》)[14]。如: “三王之道若循环,圣者因其所生据之世而有作。……不以文家废质家,不用质家废文家,长悌其序,胪以听命,谓之存三统之律令。”(《江子屏所箸书序》) “首满洲,尊王也。胪十八行省,大一统也。终流求、高丽、蒙古、喀尔喀,示王者无外也。”(《拟上今方言表》) “易世而升平矣,又易世而太平矣。”(《古史钩沉论四》) “百年以外,十二三缺勿具,愈近愈详。自珍受而读焉,以为《春秋》恩曾祖杀,恩王父加详,恩父加详,颇中《春秋》例也。”(《礼部题名记序》) 他甚至在会试试文中也用公羊义: “王者奉三政,存三统,与己而三,过三非所考也。”(《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上述诸例,都不是专门对公羊大义进行的阐发,而是在议论或叙述他事时,借公羊学说以佐之。这即是龚自珍公羊学的最大特色。 在龚自珍的诸多著作中,唯有《春秋决事比》和《五经大义终始论》、《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可算是有关公羊学的专门著作。但是,就是这些专门著作,也很难说有什么理论体系在里边。 我们先来看《春秋决事比》。《春秋决事比》大概作于道光十八年(公元一八三八年)左右[15],时龚自珍四十七岁,是其思想最为成熟的时期。该书是龚自珍公羊学最重要的著作,也是他阐述公羊大义最为集中的地方,只可惜未能传世。好在还有一篇《春秋決事比自序》、五篇《春秋決事比答问》以及目录保留了下来,使我们得以一窥该书大略。 龚自珍明言该书是一部仿照董仲舒《春秋决狱》而作的著述,说“效董氏例,张后世事以设问之”(《春秋决事比自序》)。《春秋决狱》早已亡佚,所以他在《自序》中又说自己“每一事竟,忾然曰:‘假令董仲舒书完具,合乎?否乎?’为之垂三年,数驳之,六七紬绎之。”其实就是在标榜自己是以董仲舒之说为基准的。董仲舒曾“三年不窥园”,龚自珍亦“为之垂三年”,在说明用力之深的同时,也不由得给人们一种联想。 《春秋决事比》是否能与《春秋决狱》契合,实际上龚自珍本人也并不清楚。不过,该书与刘逢禄的关系倒是毋庸置疑的。刘逢禄在《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曾专列有一章《律意轻重例》,也是意在探讨《春秋》律例,且案语中多次以“若今”等字样将时事与《公羊》及何休注相比附。如何休注“出奔当绝,还入为盗国当诛,纳之与之同罪”,刘逢禄案:“若今擅离职守”。又如何休注“为人臣知贼而不言,明当诛”,刘逢禄案:“若今知情故纵。”但刘逢禄未能展开叙述,而且这些“若今”之语,在《释例》收入《清经解》时都消失了,可能是编者惧怕文祸而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虽然文网渐松,但学者还是有诸多顾虑的。而龚自珍向来是无所畏惧的,诗文之中语多放肆,朋友都为之担心,他自己却不以为意。刘逢禄所不敢发、所未及发的,皆由龚自珍来完成。龚自珍在《自序》中说:“其本之礼部主事武进刘君者凡七事,大书‘刘礼部曰’别之,如公羊子称沈子、女子、北宫子曰故事。”在《答问》中说:“予说此事,与刘礼部异。”(《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五》)都可显现该书对刘逢禄的继承与发展。 《春秋决事比》,从名称上我们就可以得知该书是与“事”紧密联系的。从现存的材料看,《春秋决事比》除《自序》外,共分《君道篇》、《君守篇》、《臣守篇》、《不应重律篇》、《不应轻律篇》、《不定律篇》、《不屑教律篇》、《律目篇》、《律细目篇》、《人伦之变篇》等十篇,每篇下引经传若干事,后五篇另附答问若干事。大概就是以《春秋》及《公羊传》、《左传》[16] 所记载的史事,归纳出《春秋》之律,并以断狱之辞评判史事,再结合史事与时事,设事解析,或证“今律”合于《春秋》,或曰“今律”违戾《春秋》。 这么看来,《春秋决事比》似乎是一部探讨法律的书。龚自珍在《春秋决事比答问第四》中,提到《律细目篇》之作,也说是“欲令今之知律者有所溯也”,又说“今律与《春秋》小龃龉,则思救正之矣,又吾所以作”。好像就是为了探明今律之源和救正今律之偏。而实际上,法律只不过是一个表象而已。 西汉之时,法制未备,很多疑难案件都出乎法条之外,儒家思想对法律的渗透也并不深,是时《春秋》决狱盛行,所以董仲舒作《春秋决狱》是有其现实意义的。随着法律的日趋完善和儒家思想在法律中不断得到贯彻,《春秋》决狱逐渐式微,唐宋以后基本不复见。至清代,律法严密,单是《大清律例》就收有判例上千条,以经义决狱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因此,龚自珍作《春秋决事比》,其真正目的绝对不在“律令”本身,而完全是借《春秋》对“今律”的指导,强调《春秋》对现实世界的指导意义。龚自珍在《自序》中也已经道出了这一点: 《春秋》之治狱也,趋作法也,罪主人也,南面听百王也,万世之刑书也。决万世之事,岂为一人一事?是故实不予而文予者有之矣,岂赏一人?借劝后世曰:中律令者如是!实予而文不予者有之矣,岂诛一人?借诫后世曰:不中律令者如是!呜呼!民生地上,情伪相万万,世变徙相万万,世变名实徙相万万,《春秋》文成才数万,指才数千,以秦、汉后事,切劘《春秋》,有专条者十一二,无专条者十八九,又皆微文比较,出没隐显,互相损益之辞。公羊氏所谓主人习其读,问其传,未知己之有罪者也。斯时通古今者起,以世运如是其殊科,王与霸如是其殊统;考之孤文只义之仅存,而得之乎出没隐显之间;由是又欲竟其用,迳援其文以大救裨当世,悉中窾理。竹帛烂,师友断,疑信半,为立德、适道、达权之君子,若此其难也。自珍既治《春秋》,…… 龚自珍这里把《春秋》定义为“万世之刑书”,后世之事与人皆在《春秋》法的赏罚之下,这无疑是沿着汉儒“《春秋》为后世立法”之论而说的。但《春秋》毕竟文字有限,不可能涵盖后世的万事万物,又如何可以指导后世呢?龚自珍认为,这都要归功于公羊先师,他们在“竹帛烂,师友断,疑信半”的艰难环境之下,考订文字,挖掘《春秋》的微言大义,进而“迳援其文以大救裨当世”,将《春秋》大义应用于现实,且这种发挥并非穿凿附会,而都是切合《春秋》大义的。龚自珍的这段话,实际上就是要说明《春秋决事比》为何而作——他要学公羊先师,以《春秋》“救裨当世”,以经义解决当前的问题。 也正是基于这种目的,龚自珍对于历代公羊学者非常重视的书法、义例皆不关心,将这些都抛在了一边,而一心只注重阐发那些他眼中值得深究的“微言”。他在《自序》中称: 自珍既治《春秋》,角思理罅隙,凡书弑,书篡,书叛,书专命,书僭,书灭人国、火攻诈战,书伐人丧、短丧、丧图婚,书忘仇,书游观伤财,书罕,书亟,书变始之类,文直义简,不俟推求而明,不深论。乃独好刺取其微者,稍稍迂回赘词说者,大迂回者。 越“迂回”的微言自然诠释空间就越大,就越有利于创造性地发挥,越有利于活用到当前的政治现实中来。接下来他又说: 凡建五始、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当兴王,及别月日时,区名字氏,纯用公羊氏;求事实,间采左氏;求杂论断,间采谷梁氏,下采汉师。总得一百二十事。 很明显,龚自珍抓住的恰恰就是公羊学中最具政治意义的理论,也是公羊学最独特、最核心的理论。“经史之言,譬方书也,施诸后世之孰缓、孰亟,譬用药也。”(《对策》)对龚自珍来说,救时孔亟,他开出的药方就是对百病缠身的政治制度进行变革,因此宣扬“变易”和“改制”的“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等理论无疑就是施诸后世之亟者。这里,龚自珍也很清晰地交代他对《春秋》三传的取舍,大义纯用《公羊传》,虽然对《左传》和《谷梁传》亦有所取,但只是求事实和求杂论断时“间采”而已,是根本无法与《公羊传》同日而语的。 《春秋决事比自序》里还有一句话,非常重要。龚自珍在说完“为之垂三年,数驳之,六七紬绎之”后,又说“七十子大义,何卲公所谓非常异义可怪,恻恻乎权之肺肝而皆平也”。这说明龚自珍花费大量精力,对公羊学的义理作了一个平实化的工作。我们知道,公羊学素有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异内外”等都是很独特的理论,更有“亲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王鲁”、灾异说等极为怪诞的理论,被后世目为荒诞无稽,备受诟病。龚自珍治《公羊》,援《公羊》以救时弊,必须要大力加强社会对公羊学理论的接受度,在利用这些特殊理论的同时,还必须消减这些理论的怪诞色彩。 由于《春秋决事比》的大部分未能留传下来,我们无法得知龚自珍到底做了哪些工作。但在《自序》、《答问》及其他作品中,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痕迹。如《自序》中说:“凡建五始、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当兴王,及别月日时,区名字氏,纯用公羊氏。”《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一》中说:“《春秋》当兴王,假立是吏而作。”我们发现,龚自珍把公羊家惯常所说的“《春秋》当新王”改作了“《春秋》当兴王”。其实不只在上述两个地方,在现在所可以见到的龚自珍的著作和文章中,龚自珍全部用的都是“当兴王”,而没有一处使用“当新王”。如:“《礼运》之文,以上古为据乱而作,以中古为升平,若《春秋》之当兴王,首尾才二百四十年,何以具三世?”(《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八》)“《元命苞》尤数与董仲舒、何休相出入。凡张三世,存三统,新周、故宋、以《春秋》当兴王,而托王于鲁,诸大义往往而在。”(《最录春秋元命苞遗文》)又有以孔子当兴王:“不有前事,圣将安托?夫以孔子为海,而先贤、先师则河也;以孔子当兴王,而先贤、先师则二王也。”(《祀典杂议五首》) “以《春秋》当新王”是公羊学一个很重要的命题,龚自珍将之一律改成了“以《春秋》当兴王”,这绝非是一时笔误或随意而为,应当是深有用意的。 董仲舒说:“《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何休说:“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示周不复兴”,“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春秋公羊解诂》宣公十六年、隐公元年)。刘逢禄说:“王鲁者,即所谓‘以《春秋》当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为讬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引史记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后圣……”(《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王鲁例》)可见,公羊家所说的“以《春秋》当新王”,其表层涵义就是指《春秋》为继周而兴的新王,受命改制;深层涵义则是孔子于《春秋》之中寄寓其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为后世立法。前者只是借以表达的一种形式,后者才是实质所在,但不了解公羊学的人,往往为外在的表达形式所误导,责其乖舛。的确,《春秋》只是一部书,如何代周做“新王”?从历史上看,《春秋》也好,孔子也好,又何尝做过王?公羊家往往要花大量的功夫去解释这个问题。 不仅如此,在汉代,“以《春秋》当新王”的说法的确是有很强感染力的。按汉儒的解释,暴秦国祚甚短,不得继周,所以继周的就是汉,这样《春秋》继周而作的新王之制,就是“为汉立法”。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的递嬗,“继周”已经变得相对没有意义了,甚至反倒限制了后世公羊家的发挥。 因此,龚自珍做了一个巧妙的转换。以“《春秋》当兴王”代替“《春秋》当新王”,虽然本质上并无不同,但无疑“《春秋》当兴王”强调的是《春秋》王道之所当兴,更为直接地凸显了《春秋》为后王立法的涵义,增强了寄希望于“后之兴王”的意味,削弱了《春秋》继周的内涵。这种转换,剥离了容易造成纷扰的内容,而直指本质。 龚自珍做的另一项工作,是去除公羊学中灾异说等虚妄的内容。早在《乙丙之际塾议第十七》中,龚自珍就明确表达了反对灾异说的态度,他说:“孔氏上承《尧典》,下因鲁史,修《春秋》,大书日食二十又六事,储万世之历,不言凶灾。……众儒哗咎时君,时君或自责,诏求直言,免三公,三公自免。大都君臣借天象传古义,以交相儆也。厥意虽美,不得阑入孔氏家法。”龚自珍虽然也肯定灾异说在历史上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认为孔子不言灾异,灾异之说非“孔氏家法”。 皈依公羊学之后,龚自珍并未因公羊家好言灾异,而对灾异说转变看法。他指出,日月食都可精确推算,彗星之出,如“取钦天监历来彗星旧档案查出”,也一定可以找到定数,所以这些都是天体运行的自然规律,根本不是什么上天警诫人类的灾异,一旦这些规律都被发现,则“可以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矣”。他还声言:“自珍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与陈博士笺》) 他刻意避免灾异说与《公羊》发生联系,试图将灾异说与公羊学划清界限。他说:“《春秋》纬于七纬中,最遇古义矣。《元命苞》尤数与董仲舒、何休相出入。凡张三世,存三统,新周、故宋、以《春秋》当兴王,而托王于鲁,诸大义往往而在,虽亦好言五行灾异,则汉氏之恒疾,不足砭也。”(《最录春秋元命苞遗文》)说的虽然是《春秋》纬,但这里明显把“五行灾异”与“张三世”、“存三统”等公羊大义作了区隔,并指出“好言五行灾异”是汉人的通病,而不是公羊学所特有的东西。这样,既把灾异说划在了公羊学之外,又可以消除人们对公羊学中充满灾异之说的批评。 我们再来看《五经大义终始论》和《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其实二者是一体,《五经大义终始论》是总论,《五经大义终始答问》是设问解答相关的重要内容。《公羊传》通篇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展开对《春秋》的诠释,这种问答体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可以引导读者进入到论者设定的思维环境中,可以有利于论者更方便地直抒己意。龚自珍学公羊学以后,先后推出了《农宗答问》、《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大誓答问》、《六经正名答问》及《春秋决事比答问,对这种问答体颇为青睐。 《五经大义终始论》及《答问》作于道光三年(公元一八二三年),时年龚自珍三十二岁,从学刘逢禄已四年。文成之后,龚自珍颇为自赏,说:“其于内圣外王之全体大用,悦诸心而研诸虑久久,忽然奋命楮墨五经之文,浩乎若决江河而注诸海也。至于其所驱使,皆晚周、秦汉古奥义,当为之正义一卷,以俟来者。”[17] 此二作从名称看,似为讨论五经大义之作,实际上是龚自珍阐发公羊“三世”说的专门之作,即以公羊“三世”说统摄五经。龚自珍以为“三世”并非只是《春秋》中讲,五经之中皆有“三世”之义。所谓“五经大义终始”即是谓始乎“据乱”,中乎“升平”,而终于“太平”,五经之中,有“据乱”之义、有“升平”之义,有“太平”之义。每一经中都有不同“世”的内容。如说《尚书》:“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范》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一》)说《诗》:“问:《公刘》之诗于三世何属也?答:有据乱,有升平。”(《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四》)说《礼》:“《礼运》之文以上古为据乱而作,以中古为升平。”(《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八》)而每一“世”也都在不同的经中得以体现。我们来看他说“太平世”: 求之《春秋》,则是存三统、内夷狄、讥二名之世欤?三统已存,四夷已进,讥仅二名,大瑞将致,则和乐可兴,而太平之祭作也。……其在《易》:“观盥而不荐,有孚容若。”禘之盛也。其在《诗》:“瑟彼玉瓒,黄流在中。”宗祀之盛也。……其在《礼》:“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假。”封禅之盛也。合此三者,在《春秋说》曰:“以美阳芬香告于天。”犹告盛也。有宫中祠,昔在黄帝,集万灵于明庭,万灵者,配太一者也。在《天官》曰太一,在《礼》亦曰太一,在《易》曰太极。昔在成王,袭祖考之勤劳,有周公以代制作,法宜得为太平世。谨求之《书》,有曰:“予冲子夙夜毖祀。”毖祀,宫中祠之盛也。(《五经大义终始论》) 龚自珍这里博引《春秋》、《易》、《诗》、《礼》、《书》五经之辞,来说明“太平世”之盛况。本来公羊学对“三世”的具体描述并不丰富,“太平世”无非也就是“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春秋公羊解诂》隐公元年)而已,没有什么太吸引人的地方,说之干瘪也不过分。而龚自珍搜罗五经中的材料,分别与“三世”相联系,一番渲染之后,“三世”说顿时变得丰满起来。如此既将“三世”之义推广到五经,同时又引五经来充实“三世”说的基础。 刘逢禄曾提出“《春秋》者,五经之管钥也”(《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叙),并引诸经证公羊“三世”、“三统”之说,又作《论语述何》,开清代公羊家以《公羊》说他经之端。龚自珍《五经大义终始论》及《答问》即是对刘逢禄这一方面工作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说,龚自珍在公羊学理论上并无太多建树,但独在“三世”说上可谓用力至深,提出了一套与历代公羊学者迥然不同的说法。我们知道,公羊“三世”说是一个历史进化的理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将越来越发展进步,终至实现理想社会。这种强调历史不断变迁、社会不断进步的观念无疑是龚自珍推动社会变革最需要的理论武器。因此,龚自珍突出重视对“三世”说的发挥,是他针对时弊,辩症选方的结果。 “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乙亥杂诗》)龚自珍一生以“开风气”最为自得。他推动公羊学走向社会,去除“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将公羊学与时事紧密结合,使公羊学更具时代感和批判意识。清代公羊学的学风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影响力急剧地扩张,终至风靡天下,取代乾嘉学术而成为晚清学术的主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