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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今文经学的健将 梁启超说:“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又说:“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沈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考证之学,本非其所好也,而因众所共习,则亦能之;能之而颇欲用以别辟国土,故虽言经学,而其精神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经学者则既有以异。……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清代学术概论》)。 但后来的学者,往往质疑龚自珍的今文学家身份。的确,龚自珍有不少言论很不符合今文学家的立场。如: “伏生壁中书,实古文也,欧阳、夏侯之徒以今文读之,传诸博士,后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则与博士何以异? 而曰孔安国古文家之祖,此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 一为伏生之徒读之,一为孔安国读之。未读之先,皆古文矣,既读之后,皆今文矣。惟读者人不同,故其说不同,源一流二,渐至源一流百。”(《大誓答问第二十四》) 这还不算什么,顶多是破除今、古文经之间的藩篱。但下边这话就很有问题了,他说: 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经久矣。……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 孔子所谓《春秋》,周室所藏百二十国宝书是也。是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六经正名》) 今文经学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而主张六经皆古代史籍,孔子“述而不作”的恰为古文经学的观点。龚自珍如果是今文学家,非但是不守家法,而且还自乱家法。 龚自珍这里有自我矛盾的地方。上文所引《大誓答问第二十四》中,他明明还说“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如何又说孔子未制一经呢?如果《春秋》只是“百二十国宝书”,孔子未曾制作,那他写《春秋决事比》的基础就没有了,《春秋》如何“立吏”?《春秋》又如何“察之”、“原之”?他又怎么说“《春秋》何以作?十八九为人伦之变而作”(《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五》)呢?而就是在《六经正名答问五》中,他还说:“谷梁氏不受《春秋》制作大义,不得为《春秋》配也”。孔子如果未曾制作,《春秋》又哪来的“制作大义”呢?他在《古史钩沉论二》中说:“孔子与左邱明乘以如周,获百二十国之书,夫而后《春秋》作也。”在《乙丙之际塾议第十七》中说:“孔氏上承《尧典》,下因鲁史,修《春秋》。”明显又是承认孔子修《春秋》的。 龚自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混乱呢?因为他有心超越今、古文之争,回到先秦,认为那才是经学真正的家法所在。他说:“姬周之衰,七十子之三四传,或口称《易》、《书》、《诗》、《春秋》,不皆著竹帛,故《易》、《书》、《诗》、《春秋》之文多异。汉定天下,立群师,置群弟子,利禄之门,争以异文起其家,故《易》、《书》、《诗》、《春秋》之文多异。”(《古史钩沉论三》)又说:“经有家法夙所重,诗无达诂独不用。我心即是四始心,泬寥再发姬公梦。”(《己亥杂诗》)也正是因为这种想法,他才会有“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予说诗以涵泳经文为主,于古文毛、今文三家,无所尊,无所废”(《己亥杂诗》自注)这样“平分今古”的倾向。他的这种说法,实为晚清廖平、康有为曾有之“平分今古”说之滥觞。 他虽然有心超越今、古文之争,但他又没有形成一套一以贯之的体系,所以经常是无法照顾周延。而从总体上看,龚自珍在更多的时候,还是更像一个今文学家,毕竟他秉持的公羊学是今文经学的重镇,毕竟他经世致用的治学取向是与今文经学完全一致的。 首先,龚自珍继承了刘逢禄对《左传》等古文经的证伪。《己亥杂诗》中有这样一首诗:“姬周史统太销沉,况复炎刘古学瘖。崛起有人扶《左氏》,千秋功罪总刘歆。”龚自珍自注:“癸巳岁成《左氏春秋服杜补义》一卷,其刘歆窜益《左氏》显然有迹者,为《左氏决疣》一卷。”龚自珍完全接受了刘逢禄提出的刘歆伪造《左传》之说,并同刘逢禄一样称《左传》为《左氏春秋》,他还专门作了《左氏决疣》一书,以揭批《左传》的作伪之迹。龚自珍加大了对《周礼》的证伪调门,将《周礼》剔出了孔门正统之列:“《周官》晚出,刘歆始立。刘向、班固灼知其出于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旧章所为,附之于《礼》。……后世称为经,是为述刘歆,非述孔氏。”(《六经正名》)又说:“《周官》之称经,王莽所加。”(《六经正名答问一》)此外,龚自珍还对刘歆所称的古文经的来源说提出了质疑,称“中古文之说,余所不信”(《说中古文》),认为秘府所藏之书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古文《尚书》与古文《易》。但龚自珍并不否认《左传》和《周礼》所具有的价值,他以为《左氏春秋》“剔去刘歆所窜益”还是可以“配《春秋》”的;《周官》五篇,还是可以附于“《礼》经之尾”的。这也显示出他对古文经的一种宽容态度,显示他没有完全站在古文经学的对立面上。他不主张壁垒森严,而是在批判之余强调兼容并蓄。 其次,龚自珍的治学方法是今文学家的。当他的儿子问他“《公羊》及《史记》疑义”,龚自珍回答了二十八个字:“欲从太史窥《春秋》,勿向有字句处求。抱微言者太史氏,大义显显则予休。”(《己亥杂诗》)一句“勿向有字句处求”,明显表露出他今文经学的治学方法。 今文学家为了完成自己理论的阐述,往往牵强附会,甚至故意歪曲经典或史实,即皮锡瑞所说的“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经学通论》)。龚自珍在《五经大义终始论》中,引《书》证“据乱世”作饮食,说:“谨求之《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言民之耳目,本乎天也。民之耳目,不能皆肖天。肖者,聪明之大者也,帝者之始也。聪明孰为大?能始饮食民者也。”明显牵强附会,深得公羊家传。又如对《洪范》“八政”中“宾师”的解释,也明显是对经典的曲解。 第三,今文经学好言谶纬,而龚自珍亦不废谶纬。龚自珍虽然对灾异说深恶痛绝,但明显对谶纬态度大不一样。首先,他对纬书还是比较肯定的。如说“《春秋》纬于七纬中,最遇古义矣。《元命苞》尤数与董仲舒、何休相出入,……诸大义往往而在。”(《最录春秋元命苞遗文》)又说:“予惧疑误后世,作一表,采《易》纬之义,兼术家之术,以正汉官之名。”(《表孤虚》)“《易》纬最无用,独卦气法或出于古史氏,而纬家传之。……此必古法,必古宪令也。《易》纬《通卦譣》、《乾元序制记》、《是类谋》,皆载此法。《是类谋》最详,故录一通,以为今筮家言值日者之祖。”(《最录易纬是类谋遗文》)显然对《易》纬亦有所取。 龚自珍对谶的态度则比较暧昧,他有“五帝而六天,诞妄谶所中”(《同年生胡户部集同人祀汉郑司农于寓斋,礼既成,绘为卷子,同人为歌诗,龚自珍作祀议一篇质户部,户部属櫽括其指,为韵语以谐之》)之诗,又说“莽信符谶语,而不认字,其废金刀是也,废及刚卯,是恶丣而废酉,可笑之尤者也。”(《说文段注札记》)似乎对谶是一种批判的态度。但他在《己亥杂诗》中又有一首诗中说道:“诗谶吾生信有之,预怜夜雨闭门时。”并自注说:“出都时有空山夜雨之句,今果应。今秋自淮以南,千里苦雨。”又显示出对谶的某种认可。因此我们说,龚自珍不废谶纬,大概是可以成立的。 最后,今文家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龚自珍多次以“素王”称呼孔子,如:“素王张三世,元始而麟终;文成号数万,太平告成功。”(《题吴南芗东方三大图。图为登州蓬莱阁,为泰州山,为曲阜圣陵》)“如臧孙乞籴,素王予上考。”(《乞籴保阳》)不仅如此,他还直称孔子为王,如:“以孔子当兴王,而先贤、先师则二王也。”(《祀典杂议五首》)这是他为今文学家的明证。 当然,龚自珍对所谓的今文家法是很淡漠的。如他居然直陈《公羊传》的错误:“公羊氏失辞者一,失事实亦二;何休大失辞者一。”(《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三》)公羊家对《公羊传》自当奉为圭臬,即使有不同意见亦会采取婉转方式道出,如刘逢禄否定《公羊传》“母以子贵”说时就将罪责归咎于“其为俗师窜改无疑矣”(《公羊何氏解诂笺》),亦不敢把矛头直指《公羊传》。龚自珍一生从不喜有所束缚,大概对家法亦是如此。 他一生学术讲求经世致用,合则用,不合则弃,而不执拗于今文、古文,亦不顾忌什么家法。但在龚自珍那里,《春秋》三传中《公羊传》的地位是独尊的,他认为《左传》有刘歆伪窜,而《谷梁传》更是“不得为《春秋》配也”。他间采《左传》的只是一部分事实,大义则全用《公羊传》,因此这丝毫没有背离其“一脉微言我敬承”的宣言。他勇于直陈公羊学的陋失,更是显示了他求真务实的品格以及对公羊学的信心,他相信一两处的瑕疵不会掩盖公羊学闪亮的光芒,剔除错误反而可以使公羊学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从其学术特点来看,他治经的宗旨是“通乎当世之务”,虽然不拘泥今文藩篱,但是抓住了今文经学的精神实质,所以我们说他是今文学家,还是站得住脚的。梁启超本习今文之学,他说龚自珍是“今文学之健者”应当也是自有理由的。 龚自珍是一位对公羊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公羊学家。龚自珍的公羊学显得那么与众不同,甚至让人怀疑他公羊学家和今文学家的身份,其实这种不同,正是公羊学以新面貌迈向一个更广阔天地的起点。龚自珍放弃了原先那种“学术研究”式的治经方法,而是注重微言大义的活用。他大力强化公羊学经世致用的特色,力图将公羊学与现实更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明确宣示以公羊学“救裨当世”,抛弃了庄存与、刘逢禄那种的隐喻的手法,而是大胆地将他对现实的批判、对改革的期盼与公羊学的理论论述直接结合起来。他针对乾隆之后清王朝快速衰退的现实,有重点地对公羊学的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突显了公羊学对时代的指导意义,促使公羊学成长为社会的主流思想。由此公羊学逐步发展成为晚清思想家社会批判与变法改制的强大武器。 龚自珍的公羊学深刻影响了晚清社会,戊戌变法的推行者们积极地从他那里获取思想资源,对他推崇备至。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清代学术概论》) 民国时,清朝遗老叶德辉甚至将清朝灭亡的责任也追咎到龚自珍身上:“曩者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后生晚进,莫不手先生文一编,其始发端于湖湘,浸淫及于西蜀、东粤,挟其非常可怪之论,推波助澜,极于新旧党争,而清社遂屋。论者追源祸始,颇咎先生及邵阳魏源二人。”(《郁园北游文存》)此亦可从反面证明龚自珍对公羊学的贡献之大及其影响之巨。 但龚自珍的公羊学也有很大的缺陷。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说“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可谓一针见血。龚自珍一味追求“经世致用”,推动公羊学风转变上固然功大,但在公羊学的理论发展上却缺乏建树,未能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他对公羊大义,除了“三世”说叙说颇详,其他诸义皆未能深入挖掘,只是随事应用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