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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陈翰笙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和运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以唯物史观为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以相互联系的观点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辩证地看待中国历史的社会形态演进。同时，他将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置于研究的中心，以经济区域作为分析社会的基本单位，以获得对于社会的科学认识。他力图发挥史学求真求实、经世致用的功能，使历史研究对科学地认识现实有所贡献。对其史学观念和方法论进行梳理，有助于理解唯物史观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术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 键 词：陈翰笙/唯物史观/史学方法 作者简介：何宛昱，牡丹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化学院副教授。 陈翰笙(1897-2004年)，原名陈枢，著名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陈翰笙的革命经历复杂，带有传奇色彩。在中外学术界，研究者多从其对中国农村进行的社会调查着手，强调其学术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意义；或从其生平入手，对其经历进行多方考证。①由于陈翰笙所研究的领域众多，论著较为庞杂，对其学术思想进行整体性的分析，还有待研究者的细心搜集、分析和考证。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陈翰笙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自有其发展的脉络，这在其各个时期的作品中有清晰的体现。本文试图对陈翰笙史学思想的脉络进行梳理，总结其史学方法的主旨，以窥得其治史精髓，为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及史学方法的发展提供一个微观视角，也为探讨史家的社会担当，以及历史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提供借鉴。 纵观陈翰笙的治学生涯，虽然他的研究涉及众多学术领域，但有一条明确的线索，即将唯物史观应用于学术研究，理论联系实际，追求对研究对象的科学认识。至于时有史学研究者为其辩解的历史与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似乎从未对陈翰笙造成困扰，其治学的出发点就是以学术研究服务于现实，即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求得一条合适的道路。他以科学精神面对社会问题，不涉及脱离现实的历史问题，而是历史地看待现实问题。陈翰笙学术研究的领域涉及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唯物史观是其治学的核心观念和基本方法。分析陈翰笙对于唯物史观的运用，是了解其学术思想的关键。 另一方面，唯物史观被中国学者接受并产生重要影响始自20世纪初期，这是一个复杂的双向过程。双向的含义，是指中国学者既以自己所理解的方式应用唯物史观，同时也拓展并检验着唯物史观的有效性。唯物史观的传入、运用和发挥重要影响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陈翰笙并没有对唯物史观进行教条式的引用，而是从社会现实出发，自觉地将唯物史观的方法运用于研究之中。他持有一种进步的、整体的历史观念，辩证地看待中国社会形态的演进。他将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置于研究的中心，依照经济区域对社会进行划分，自觉地回答社会生活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对其史学观念的了解，有助于理解唯物史观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术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方法 陈翰笙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和运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其著述进行历时性的梳理可见其发展的轨迹。相对于纯粹的史学研究，他更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像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工业化等问题。陈翰笙的研究方法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早期的西方历史学视角到其后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他对于这些问题的阐释和分析在不断深入。如在写于1924年的论文《1912-1913年的伦敦大使会议暨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外交研究》中，②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仍然使用传统的西方外交史研究方法。以事件、人物、政府政策的制定为核心，注重对历史过程的叙述和对国家利益的分析。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的兴起同其要求建立国家的政治诉求密切相连，民族特性是一种文化特性，超然于宗教之上，因为“一个阿尔巴尼亚人永远是一个阿尔巴尼亚人。无论他是东正教徒还是穆斯林，或者仍然是一个天主教徒，他永远被他的同族人当作一个阿尔巴尼亚人”。③民族特性是一个历史范畴，共同的历史成为阿尔巴尼亚人民族特性的载体。民族主义催生爱国主义，是它们共同推动着独立运动的发展。对民族主义的关注为陈翰笙分析中国问题提供了出发点。他在其后的研究中分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及其后果，并将其视为推动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建设进程中一个积极因素。 1924年，受蔡元培邀请，陈翰笙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这一时期，陈翰笙先后为《现代评论》撰写了53篇时评文章，内容涉及当时英、美、法等国的时势和各种社会新闻。他在1926年开始仔细研读《资本论》，接受唯物史观并将其作为基本研究方法。他提出：“近世史中有两个并行的趋势。一是帝国主义激发国家主义。二是资本主义激发社会主义。没有拿破仑的侵略就不能引起西班牙和普鲁士的反抗。没有资本家的压制就不能引起劳工的革命。”④除民族对立外，他在文章中还勾勒出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对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并对被压迫的民族和阶级表示深切的同情。他认为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是获得对社会科学认识的途径，其观点同蔡和森相近：“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反动与世界革命潮流的激进，不仅使西方各先进国阶级争斗达到极点，就是在落后的东方如中国亦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难道是谁鼓吹的或谁可设法调和的？只不是客观上事实上必然不可免的历程罢了。”⑤蔡和森的认识为陈翰笙提供了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契机，两人都希望为中国革命找到可行的道路。 同一时期，受李大钊影响，陈翰笙赞成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运动，但是他反对教条地引用马克思的论述，认为唯物史观的精髓，在于运用其方法获得对社会的科学认识，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可行的革命路线。李大钊对唯物史观有如下解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⑥与之不同，陈翰笙在著述中没有类似的介绍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但是他注重对社会的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和研究，并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认识中国的社会状况。 1929年，陈翰笙开始进行中国农村问题的调查，这是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认识中国社会的尝试。他在史学和社会学之间建立联系，“社会学探讨人类进化之原则，以为研究史学之方法，故可称为社会科学中最概括，最抽象之科学；史学则整理可靠之史实，以供研究社会学之材料。史学固当以社会学之哲理为指南而后可得正确之方法，社会学亦须筑于历史的事实上而后可免错误之论断”。⑦他以历史的方法为梳理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基本方法，通过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将历史与现实相对照，以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1930年，他写作《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等文章，阐明中国农村调查的内容包括土地所有权、借贷制度、手工业与农村经济的关系、田亩面积等，认为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包括赋役制、强役制、工偿制和雇工制。他按照不同的区域，调查资本主义因素、封建因素在中国社会中的比重。他指出，不同地区封建制度瓦解的程度不尽相同。他强调，在认识现实的基础上制定可行的政策，才有可能完善社会。 1933年，陈翰笙发表于《太平洋事务》杂志上的《中国经济的分解》一文，可以视为他进行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一份提纲。他日后研究中详加论证的若干问题，在文中均有所涉及。他指出，1929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加速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扩张的进程。⑧中国未能幸免，帝国主义的扩张，尤其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开始之后，打破了中国旧的经济平衡，使中国很快陷入殖民地状态。这种殖民地状态的显著表现即：手工业的消亡，农业的萧条和中国现代工业的衰退。⑨ 1936年，陈翰笙在对广东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的地主和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一书。⑩他明确提出将生产关系置于考察的中心。“造成农业生产下降或妨碍它发展的根本原因，只能通过对农业生产中各种社会关系的考察才能加以说明。这些由自然条件造成的关系，不仅决定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环境，而且决定了农业生产的特殊性质和发展。它们包括生产者一方与另一方之间的关系，这另一方控制着土地、贷款、物质供应、劳动力价格、市场，以及省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各项政策——国民政府对于一个边远省份人民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影响。”(11) 通过对生产关系的分析，陈翰笙从理论上阐明了为何要变革中国这一问题，同时也论证了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虽然从理论上说，拥有土地或部分拥有土地并不能说明农民和劳动阶层就比较幸福，然而实际上在中国现有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分配状况下，无地农民的境况并不比一个农奴好多少，这从下面对这一地区的生产关系所作的进一步分析中便可以看到。中国农民不同于当代欧洲的农业人，或讲英语国家的农夫，但他们却与其他前资本主义国家农民的处境相似。他们耕作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利润。他们不是把自己看作从事一项事业的人，而是看作与土地休戚相关的人。而且由于中国人口流动的范围甚小，这土地通常就是指他们的前辈的土地。土地是一切遗产中最普通的一种，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即使失去对土地的一小部分控制权，就是莫大的灾难。”(12) 在研究方法上，陈翰笙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在考察土地所有权的分配方式时，他不把农民视为一个整体，而是努力从土地所有权对不同农民阶层有何影响这个角度去分析。他指出，一个比较妥善的划分农民阶层的方法，就是把生活水平作为划分的基础。生活水平在这里指的是土地和劳力，而这又是从一些十分特殊的方面而言：土地是指农户使用的土地，重点是这种土地的数量和这个农户可能在什么条件下使用这种土地；劳动力是指该农户雇来在这块土地上耕作的劳动力。倘若把这种土地和这种劳动力作为分类的两个主要依据，就必须查明：第一，村中每个农户的平均人数；第二，维持每户生计所必需的土地的亩数。由于地租通常为产量的一半，因此租田面积可以算作自田面积的一半。(13)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外国资本的入侵，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陈翰笙选定英美烟公司这个著名的国际托拉斯作为典型，在安徽的凤阳、河南的许昌、山东的潍县等烟草种植区，对该公司渗透到农村的剥削活动作实地调查。这次调查，历时两年，共调查了127个村庄，并对其中的6个典型村和429户作了深入的农家调查。调查的结果，是陈翰笙写成的《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书。(14) 陈翰笙认为，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当经济被卷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时，现代工业在中国的发展并未给中国农民带来生活上的改善。恰恰相反，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帝国主义资本、封建买办结合起来，形成对于中国农民的沉重压迫。他论证的切入点是探讨现代工业化与农民生活之间的关系：经济史家一般都同意，工业工资比农业工资要高，工业化有助于提高附近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然而，中国的情况却与一般不同：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即使在日本入侵之前，现代工业化也没有给中国农民的生活带来有益的影响。他的结论是，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原料作物的扩大种植，一般总是导致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对于中等农民和贫穷农民来说，尤其如此。他明确地指出，只有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国，工业化才能够带来人们所期望的社会福利，使占人类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陈翰笙和中国农村派的学术研究的价值和影响，贯穿于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叙事之中，他们清晰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掠夺；论证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论证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陈翰笙关注日本逐步侵略中国的事态演进，他以唯物史观为方法，分析日本侵华的经济因素。1932年和1937年，他在《太平洋事务》杂志上先后发表文章，分析日本侵略中国的实质，指出日本在中国获取的经济利益，并以经济数据说明中国经济在日本侵略战争中受到的损害。(15)他驳斥了美国学者福瑞德·阿特利的观点，指出日本侵略中国并不是因为也不可能解决日本的人口问题，日本的经济危机是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一部分，并以强有力的证据论证经济危机是推动日本走向战争的重要原因。(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