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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体的历史观 陈翰笙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秉持一种整体的历史观，即以相互联系的观点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在变化中前进。“根据人类的一般历史进程看，从毫无个人意识的奴隶社会到充满冲突的自由放任社会，再到一个和平的世界大同的社会”。(17)陈翰笙接受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社会形态诸范畴，并以其为基本框架对中国社会进行分析。他认为欧美各国所经历的工业化和民主化，也将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但是，他强调全球不同地区间的社会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之间的差异和前者对后者的剥削普遍存在。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密切起来，其后果是中国在经济上遭受的剥削和劳动力的输出。在对中国劳工输出史料的整理中，陈翰笙提出中国劳工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始积累付出了血汗。他承认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仍将存在先进社会对后进社会的剥削与掠夺，但是他强调中国不会走掠夺之路，将依靠自身的力量求得发展。 整体的历史观是陈翰笙在中国农村进行调查的指导方法。整体的意旨，包括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区域间的联系和影响社会形态演进的各种因素的关联。陈翰笙致力于实现历史的和现实的双重考察，历史和现实是相互交织不可拆分的整体，认识历史是理解现实的必由之路。他具体分析中国社会中代表前封建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在中国的不同区域占有不同的比重。社会形态是一个动态的、演进的过程，关于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变，薛暮桥解释得十分清楚，“当然，这种转变并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完成，尤其是在农业生产显占优势，同时封建性的土地关系没有被革命所粉碎的国家，这一转变过程格外来得迂回曲折”(18)，中国社会自身的特性对社会形态的转变产生着影响。“在东方诸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不但受着封建势力的束缚，而且受着帝国主义的束缚。这里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展，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自由的雇佣制度和租佃制度已经确立起来，同时农民层中也已开始分化。不过农村中的基本关系，还不是资本家同工资劳动者的对立，而是地主同贫困农民的对立；地主所征收的佃租，不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而是属于封建生产的范畴。所以这种农业经济虽然已经转向商品生产，而且受着帝国主义资本的控制，但是它的生产关系还是封建性的，它还阻碍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自由发展。这种殖民地或半殖民农业社会，我们也称之为半封建社会”。(19) 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是由相互联系的因素决定的。在《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书中，陈翰笙论证了几类关系：第一，帝国主义资本与中国封建买办和士绅之间的关系；第二，帝国主义资本与中国民族工业之间的关系；第三，帝国主义资本与中国封建势力结合后与中国农民之间的关系；第四，中国农民内部的分化及其相互关系。他选取一些典型例证来说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社会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 就第一类关系，陈翰笙指出，帝国主义资本必须同中国的封建买办和乡绅相结合，才能在中国乡村建立其网络并维持其资本的运作。其原因有三，一是买办和乡绅通过贷款等措施保证农民生产；二是买办和乡绅代为在中国购置产业；三是买办和乡绅帮助烟草公司建立起烟叶收购网。 第二类关系，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同为帝国主义资本，日本烟草公司和“英美烟”公司之间存在着竞争。这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进行的经济和政治角逐。日本占领东北后，欲对这一地区实行经济控制，卷烟业也在其中。根据日元和英镑的现行汇率换算，满洲和东亚公司的资本加起来不及“英美烟”公司资本的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人在不可避免的商业竞争中，不得不使用某种超经济力量，即政治的以及军事的力量，同“英美烟”公司对抗。(20)日本烟草公司首先排挤中国人的企业，然后再蚕食英国公司的势力范围。(21)帝国主义工业资本间的竞争可以通过瓜分他们在中国的利益达成妥协。但对于中国的民族工业，其手段只是压制和摧毁。 第三类关系，帝国主义资本与中国封建势力结合后同中国农民间的关系。农民出售烟叶，完全受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控制。山东、安徽或河南，不论什么地区，“英美烟”公司操纵着烟草价格，它的收购商常常定出其他收购代理商遵循的标准。烟叶生产者因而极少有机会同收购者讨价还价。当农民交付烟叶时，如果对他出售任何一部分产品的价格表示不同意，整笔的交易便会遭到拒绝。(22) 第四类关系，中国农民的内部分化及其相互关系。在烟农之中，内部分化的趋势明显，促成分化的因素，包括不同阶层的农民对于烟草种植的选择性以及承受风险能力的差异和高利贷的盘剥。就富裕农民来说，种植烟草必需的超额劳动，可能而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嫁到受雇的长工和季节短工身上。因为这些雇工的工资没有同他们付出的劳动成比例增长，他们付出更多的劳动，却没有得到更多的报偿；但是一般中等农民和贫穷农民，通常不可能将这种负担转嫁出去，结果是强化使用以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为主的家庭劳动。但他们的劳动工资，却完全听凭外国金融资本家和中国买办与地主—高利贷者的控制。(23)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陈翰笙不时在《东方杂志》、《申报》等报刊上发表时评，他关注中国经济的变化，民生凋敝、农业衰退、政策制定混乱，是这些时评所反映的社会状况。但是，他仍然用进步来形容中国社会的发展。他指出，直至鸦片战争，中国才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意味着纯粹的封建主义已经过去，纯粹的资本主义还未到来的一种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经历的这种转变是一个进步的过程。 这就涉及历史进步的动力问题，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战争既有其残酷的破坏性，也有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作用，陈翰笙认为，战争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精神，使中国社会在重压下重建。“在中国，如同在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存在着保卫民族传统和维护自由发展的愿望。这是一种在世界历史中经常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在19世纪初造成了拿破仑的失败。真正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自卫，只针对着侵略——帝国主义的特征”。(24)继民族主义兴起而形成的将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与之相伴生的，是中国传统封建制度的瓦解和崩溃。最终，中国的社会制度将向生产力更高的合理的制度转变。以社会形态的演进为坐标，中国将向前发展。“我们已经跟着世界进化的潮流而迈步前进”，中国的革命也在不断进步，“辛亥以前中国虽屡有农民暴动而没有革命组织；虽间有革命意识的表现，而缺正确的领导。最近三十年中，不但组织上不断的有改良，认识上愈弄愈清楚，并且参加国民革命队伍的人们，也愈来愈增加。”(25)中国社会形态的演进是一个客观的进程，是在这乱象中萌生了新的进步因素。 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相近，陈翰笙的整体历史观是将世界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将其分割为零碎的区域。同时，他强调国别史和区域史研究的重要性，关注国家、区域与世界整体间的相互联系。陈翰笙的著作中包含着几对相互对抗和斗争的对立面，一是东方和西方，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三是社会中的阶级对立。他对于世界的划分运用的是一种大而化之的方法，同其开始进行学术研究的20世纪初期的观念相呼应，将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划分为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其殖民渗透的地区。中国进入世界市场后，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欠发展国家，受到来自世界市场的经济盘剥，这种盘剥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经济崩溃的一个动因。融入世界市场加速了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其后果是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农产品的商品化，增加了桐油、鸦片、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而减少了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的种植，使得农民更加依赖货币，也就更容易受到帝国主义资本和买办官僚的剥削。 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各个国家和区域内部，这种有机联系同样存在。所以，他在分析世界、区域和国家时，方法是相近的，即注重考察差异性和探求规律性。在社会发展规律方面，陈翰笙并未过分强调东西方之间的差异，他在给封建经济下定义时，赞同法国学者查尔斯·赛诺伯斯教授的观点，“中世纪是一个占有大块土地而耕作小块土地的时代”。(26)他认为封建制度的矛盾就是地权集中与耕作日益分散的矛盾，这个矛盾对于东西方的封建社会而言是相同的。在对中国社会的调查和分析中，他对差异性的强调十分突出。农产品商品化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早已使土地商品化。这种历史从商鞅时起，一直到现在已有二千年光景。不买卖土地，是封建制度的基本因素。但自秦汉以来，土地可以买卖的区域，是逐渐扩大的。也就是说封建制度是在逐渐被破坏的。现在只有西南偏僻的边疆地区，因为少数民族保护他们民族利益的缘故，还有纯封建制度的遗迹。(27)以陈翰笙在广东农村和西双版纳地区调查的著作为代表，中国农村内在的差异性表露无遗。 陈翰笙注重探讨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他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是中国人以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而不能使用其他国家，如苏联等国的方法。他在研究中注意区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特点，例如他指出，苏联的富农是普遍租入土地耕种，而中国的富农却是出租土地，这说明中国的封建制度阻碍着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解决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要针对其特点制定政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