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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测量的时间与被叙述的时间：从王表到叙事 《圣经》历史书写的关键意义，它的革命性和开创性在于它不再为了标明变化而列举年表，而是把创世之初到当下——以斯拉和尼希米生活的第二圣殿时期——一代接一代的时间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叙述。在这里至关重要的不是联系性和合法性，而是其中的含义及其重要性。《圣经》一方面把时间作为一条直线进行丈量，更重要的是借助叙述赋予其形状。这种做法与其他文化的区别非同小可，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才有可能被认知为自己的过去，而且充满了意义。只有借助这样的叙事，即充满了意义、方向和关联性的过去，一个群体才有可能建构起自我形象。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犹太人每年在逾越节以叙事的形式对出埃及这个事件加以确认，正如后来的基督徒在复活节通过叙述耶稣受难和复活的故事确认自己的身份。 犹太人把创世神话、祖先的事迹和出埃及故事融合为一幅壮阔的历史作品，它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这样做的历史背景是，当时王权早已衰落，流亡巴比伦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要应对的现实就是，在没有国家和国王的前提下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适应自己曾经的国度沦为波斯帝国一个行省的现实。在我看来，犹太人在埃及和巴比伦的流亡生活中学会了以纪年的形式测量世界的原则，从而把他们叙述体传统置于纪年的框架中，由此，过去就变成了可以被讲述的、充满了意义的历史。 这样一样，正如阿莱达引用的洛维特的段落所说，“当提出整个人类历史是否有意义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本身就受到历史的限制：犹太和基督教思想把这个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引入讨论中。”犹太人面前就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即“整个历史究竟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 埃及人和巴比伦人未曾遇到过重新确定自己身份的危急关头。他们只需要按部就班。他们没有遭遇国破家亡的灾难。按部就班意味着连续不断的王表，而叙事的原则基于意义，即有头、有过程、有结果，关键是结果。正是灾难的严重性和重新开始促成了早期犹太教中带有民族色彩的历史书写工程。 约翰·赫伊津哈（JohanHuizinga）曾经把历史定义为“一个社会以深思熟虑的形式对自身的过去所做的解释”。巴比伦人和埃及人似乎没有感觉到进行这种解释的必要性。叙事性的历史书写探讨的不是“事情原来是怎样的”这类问题，而是追问曾经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所在。对经历了国家灭亡、王权消失和圣殿被毁厄运的犹太人来说，他们确实有必要追问，事情为何如此？正因为如此，他们回顾过去，把亚伯拉罕的经历作为自身的过去，把诺亚和亚当视为人类世俗历史的开端。 在建构刻骨铭心的过去视域和叙述历史的时候，有一种力量起到关键作用，尼采称此为可塑性，斯劳特戴克（Sloterdijk）表达得更为鲜明，说它是民族可塑性。所谓可塑性就是一个群体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对自己的身份有清醒的认识。 这一点在《出埃及记》显得尤为清楚。《出埃及记》里的许多主题在许多其他民族讲述其来历时也经常使用。出埃及意味着离开和迁居，罗马建城史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这个故事称埃涅阿斯（Aeneas）在特洛伊被攻破后来到了罗马。后来的法兰克人和诺曼人也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特洛伊。征服伯罗奔尼撒的多利安人把自己说成是赫拉克勒斯（Herakles）的后代，把征服描写为回归。波兰贵族曾经说自己是黑海沿岸的萨马尔岑（Sarmaten）的后代。所谓“雅利安神话”也属于这个范畴，这个神话把雅利安人描写为高人一等，因此有权利扩张并征服和奴役其他人。 这些涉及迁居的故事无一例外地把迁入群体说成优越于迁入地的原住民。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与上帝赐予他们的福地上的原住民即迦南人势不两立。他们这个神圣的民族必须把后者斩尽杀绝或者驱逐出去，以便自己不受迦南人宗教的诱惑。即便是作为统治阶层，以色列人也无法与迦南人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因为以色列人只有远离迦南人，才不至于崇拜异族的神。事实上，以色列人有关从外边迁入迦南以及《约书亚记》所描写的征服迦南的故事，从考古角度根本无法证明。正如迦南许多民族一样，以色列人也是这个地方的原住民，不同的是，他们后来开始信仰全新的宗教，这个与众不同的宗教要求他们与迦南其他民族甚至与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如同后来的基督徒要与自己的过去决裂，也就是说远离犹太人。 甚至选民和受到神的召唤这类主题也是司空见惯。对以色列人有所不同的是，他们不仅说自己是特选子民，而且承担了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任务，那就是说，在神赐予的福地上，按照神颁布的律法生活，成为全人类的楷模，以便神的正义普及地球的各个角落。基督教普及之后，居住在罗马的基督徒相信自己从上帝接受了向外传教的任务，拜占庭人把拜占庭比作第二个罗马，俄国人又说莫斯科是第三个罗马。美国人把英国清教徒迁居新大陆理解为出埃及，因此他们今天还怀抱特别的使命感。 在出埃及记中，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主题是解放。摩西俨然是为自由而战的英雄，以他为榜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计其数，比如赫尔曼·德·谢鲁斯克（Hermannder Cherusker）、圣女贞德（Jeanned’Arc）,威廉·退尔（WilhelmTell）、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佛逊、西蒙·玻利瓦尔、马丁·路德·金，最近的例子当然是纳尔逊·曼德拉，他去世以后，南非黑人称颂他为第二个摩西。解放这个主题中隐含的意思是奴役。《出埃及记》强调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即以色列人从他们在埃及遭受骇人听闻的奴役和迫害过渡到在福地享受自由和信奉自己的神。殖民统治结束以后，新成立的许多国家都把自身的历史建构在受难和遭受痛苦的叙事上面。波兰人早在19世纪就建构了这样的民族历史。许多这类叙事中的核心是主人公不幸死亡，更具有悲剧的色彩。如在卡尔巴拉（Kerbela）战役中，胡赛因阵亡，逊尼派穆斯林每年都通过阿苏拉节（Aschura）进行记念，塞尔维亚人记念他们的国王在今天科索沃发生的决战中战死。这些叙事旨在从历史中寻找服务于当下的含义，正如以色列人面对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压迫从过去找寻出路一样。当一个群体面临危机，需要团结一致和适应新的环境的时候，他们经常采用这样的方式。在建构过去视域的过程中，民族可塑性起到关键作用，在叙述自己的过去时，与被讲述的人群组成一个共同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