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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圣经的过去视域 《圣经》中把世界起源的时间定在公元前3760年。文艺复兴之后，很少有人再相信这一说法。有意思的是，人们找到的最早的反面证据就是古典作家记述中有关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王表。 真正的突破由17和18世纪的地质学家们完成。他们在化石中找到了大洪水的痕迹。根据权威的鉴定，这场大洪水距今不超过4000年。我们根据地质学家们的研究知道，地球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可见，这4000年时间显然不是历史的全部。到了19世纪初，人们才最终冲破《圣经》的束缚，得以看到地球起源的遥远的过去，这个时间现在被估计为140亿年。过去的源头的确实深不可测。 在我们生活的今天，人们关心的不再是有关民族自身形象的过去视域，人们不再把眼光尽可能远地向过去投去。相反，人们关注的是新的东西，与过去没有任何关联的新东西。新教主义、法国大革命和马克思主张的社会主义都与破坏圣像联系在一起，目的是与过去决裂。 我们只需联想原东德炸毁柏林城市宫的举动，更历历在目的是塔利班炸毁巴米扬佛像，伊斯兰国摧毁摩苏尔和哈特拉的博物馆，以及位于尼姆鲁德和尼尼微的考古发掘点。这里涉及的也是有关过去的痕迹，这些人采取如此的行动，其目的是抹去自己不需要的记忆。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塞尔维亚军队于1993年8月25日摧毁了萨拉热窝的国立图书馆，300万藏书被付之一炬，除此之外，原南斯拉夫境内几十座档案馆和图书馆被毁。这些馆藏中有早期教会斯拉夫语、波斯语、捷克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语、法语、匈牙利语、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手稿和图书，记录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塞尔维亚东正教传统。从这个角度说，原来写满字的黑板被擦得一干二净，建构民族身份谈何容易。 不难看出，过去视域不仅仅与合法性相关，有些人把它视作对自己的威胁。在塞尔维亚激进分子和伊斯兰武装分子眼里，古迹和文物象征着他们憎恶的多样性。文化总是人类一种意愿的表达形式，这个意愿与极权的统一性和一体化格格不入。 当然，在掩盖或销毁过去视域的例子当中，也有一些没有如此极端。1996年，以色列人庆祝耶路撒冷城建城3000年。因为以色列人把耶路撒冷的历史只追溯到大卫于公元前1004年从耶布斯人（Jebusiten）手里夺取的日子。对以色列人来说，大卫之前耶路撒冷长达800年的历史，尽管被考古学家的发掘结果和文字材料所证明，完全可以或者说必须忽略不计。因为耶布斯人是迦南人，而非以色列人。对于包括德国人在内的欧洲人来说，过去视域也变得异常狭窄。根据莫尔特曼（JürgenMoltmann）的观点，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一战后的年月，而是后奥斯维辛时代。 今天的德国人不再把自我身份建立在赫尔曼·德·谢鲁斯克身上。他们的自我形象基于一种全新的叙事，这个叙事不是讲述自己的苦难，而是强加给别人的痛苦。德国人要面对羞耻和罪责。这个过去视域长达70至80年。与这个不可思议的时段相比，其他时段都显得无足轻重。这是我们需要在以后很长时间里继续深入讨论的话题。 埃及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1938年生于德国朗格海姆，1976—2003年在海德堡大学执教，退休至今一直在康斯坦斯大学担任荣誉教授。妻子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1947年生于德国加德鲍姆，大学时期主修英语，副修埃及学，1993年至今任康斯坦斯大学英语和文学研究教授。 扬·阿斯曼认为，古埃及人的活动中心议题归纳起来无外乎两个：“如何得到后人永久的回忆”和“以什么样的形式记忆先人”。他不仅复原了古代埃及人的记忆空间和回忆模式，还勾勒了古代埃及文化在犹太及西方思想中的传承脉络。在他看来，一神论的开端与以色列人逃离埃及这一时间节点密切相关，这也令他在埃及学领域之外声名鹊起。 1990年代，扬·阿斯曼与阿莱达·阿斯曼一道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这一理论的强烈现实性让他们得到了学界之外的世界性关注。 “文化记忆”这一概念，需要与历史事实有所区分，也不同于理论话语中常用的“传统”。它是具有历史奠基意义的神话，带有明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文化记忆需要特定的社会机构借助文字、图画、纪念碑、博物馆、节日、仪式等形式创建，会对相关机构或群体的延续起到定型和规范的作用，因而需要始终有专人维护。如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一书中说，他想要“重构（集体）回忆、书写文化和民族起源之间的关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