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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胡适是中国思想学术与文化方面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也是现代中国最具国际声望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之一。他学贯中西，爱护传统文化但并不迷恋传统文化。他建议人们要为祖先伟大的文化而感到光荣，更要尽量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为人类创造出更光辉、更灿烂的明天。2011年恰逢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由胡适研究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思想研究中心在江苏省南京市联合主办了“胡适的学术与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有幸采访了5位在胡适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通过他们的论说展现当代胡适研究的深入和多样化。 嘉宾介绍：耿云志，辽宁海城人，1938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胡适研究会会长等职。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工作，尤以思想史研究为主。 记 者：耿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今年（2011年）是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胡适先生进行研究？ 耿云志：1975年开始有系统地作胡适研究，为什么从1975年开始呢？（因为）那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我们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接受中央的一个任务，要搞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搞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当然是只有近代史所能承担这个任务了。这个任务是1971年举行全国出版工作者会议，周总理向会议提出建议的，他建议组织人力撰写中华民国史。我们从干校回来之后，到1972年10月就开始组建民国史研究组（当时叫“组”，不叫“室”，现在都叫“研究室”），由李新先生挂帅。 李新先生“文革”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务长，是吴玉章先生的助手，大概是1961年调到近代史所，帮助范文澜先生做《中国通史》的组织工作。范老于1969年去世，《中国通史》如何再启动，当时，无人能够预测。因李新先生曾组织多位学者合作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很成功。所以，编撰《中华民国史》的工作就由他来主持。组建民国史研究组，我是第一批加入者之一。民国史研究组最初成立的时候的全体成员中，现在还在岗位上工作的，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有的已故去，有的陆续退休。李新先生组织集体的学术课题非常有经验。他说：“我们搞民国史，得先从搞资料入手。搞资料分三摊，一摊搞人物，搞人物传。民国时候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重要人物，从蒋介石一直到下面的专家、学者。一部分搞大事记；再一部分搞专题资料，搜集各种专题的有关资料。我分在“民国人物传”这个小组，我又侧重思想文化方面。因为我原来在大学学的是哲学，对思想史、文化史都有兴趣。而研究思想史、文化史，最好能在文、史、哲三方面都有一些基本训练。恰好，这三方面的基础我都比较好。所以我来做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研究，比较有条件。 要研究民国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人物，那第一位就是胡适。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文化界，对胡适，只有批判，没有人做过研究。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资利用的现成的研究成果。我要写胡适的传记，哪怕是很简单的小传，我也必须得自己独立地去搜集资料。民国人物传的写作，刚一开始我没从胡适入手，先搞了一些其他的人物，比如梁启超、康有为、丁文江等。因为胡适太敏感了，1972年那时候“四人帮”还依然得势，没法研究胡适。但是我做了一些准备，看了一些胡适的东西。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他当时提出口号：“大干快上”。因为文革、运动已经耽误了我们国家发展的很多时间，所以要“大干快上”。我们做科研工作的，也有这个感觉，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要尽可能地、高效地把工作做好。胡适先生的遗稿和相关的公私文件，也就是胡适档案，正好在我们所里收藏，有两千多个卷宗，十几万页。1975年，我觉得是个比较好的时机，我就系统的查看了这些档案，大概用了10个月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政治运动还没有停止，还经常开会，所以不能全部精力地做研究工作，断断续续的，十个月也是大致翻看一遍，不可能详细地看，不可能全都看，全部都看看不完！但是我对胡适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较为全面的了解。 我当时想，马上写一本（关于）胡适的书这是不可能的，当时那情况根本不可能。但是写个小传还是可以的。1976年，我就写了个小传，大概一万五千字左右。《民国人物传》是个基础资料，也不允许搞太长，一般人物也就几千字，像胡适这个大人物就一万五千字。1978年，由中华书局给我们刊印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的第5辑印出来。我们民国史研究组搞的《人物传》、《大事记》、《专题资料》等系列，都是中华书局用16开的大白皮本刊印，标明“内部发行”。那时有点学术价值的出版物极少，我们搞的这些民国史资料性的出版品，在当时很难得，人们都抢着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