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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从这个时候起，耿先生就开始有意识地搜集胡适相关资料，在以后几十年的科研工作中，胡适研究始终在耿先生的研究领域占据重要位置，耿先生也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与胡适有关的论文，并撰写了多本有关胡适的专著。能否请您详细介绍一下？ 耿云志：《胡适小传》1978年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上发表，对胡适还不可能做充分肯定，只是说他搞新文化运动有一定的功劳，特别是对白话文的提倡，对中国的教育、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到了1979年，也是“五四运动”60周年，中央有个意图要搞一个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开一个全国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社科院，具体的学术方面的组织工作就交给了黎澍先生。他原来是近代史所的副所长、《历史研究》的主编。李新先生知道这个消息，就告诉我，让我写一篇文章。我问，写什么好呢？他说，你就写胡适吧。 大概从1979年春节以后，我就开始写。写完以后，李新先生先看过，非常欣赏。他说：“写得很好，资料非常丰富，分析非常有力度。”随后，李新就把它交给了黎澍先生，黎澍先生就在《历史研究》的5月号上发表了。那是在全国最高级的学术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系统论述胡适的文章，所以也就引起到了比较大的反响。正好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研讨会就在5月初，在当时的国务院招待所举行。全国有200多人参加，有搞历史的、搞哲学的、搞文学的、搞党史的，大家对我这篇文章都感觉特别新鲜，其实那是我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当年已经是41岁了，好多事情已经耽误过去了。这篇文章一发表，我大概也算是爆得大名。从那时开始，研究胡适这件事情就欲罢不能了。到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出版了，我承担的《中华民国史》的一部分写作任务就告一段落。从这一年开始，黎澍找我去帮助他写东西。他那时候已经70岁了，经历过战争年代，比较辛苦，身体也常出毛病。他在史学界和思想界也是很有名气的，好多人找他写东西，他应付不了，让我去帮他写。因为他看到我文、史、哲的基础都比较好，写东西很快，又有思想，能分析问题。从1981年开始，一直到1988年他去世，我主要的精力是帮着他写东西。81年那一年，我就帮他写了有五六万字的东西，有一篇是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辛亥革命的再认识》。此外是给多家报纸、刊物写文章。 我记得还有一个比较繁重的任务是让我给起草一个《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烈士名单》，这个很费力，得查好多资料，后来写好了交给黎澍，黎澍把它交到中宣部，中宣部好像后来印发了一个文件，把这个名单印上去了。所以，应该说，胡适研究还只能算是我的业余工作。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找我，要我写一本关于胡适的书。其实不止四川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都找过我，我都没答应，因为我当时太忙了。80年代初期，我一个人几乎要做两个半到三个人的工作，我自己的工作，黎澍的工作，还有几乎全部的家务，非常辛苦。到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给我出了第一本书——《胡适研究论稿》。2007年，咱们社科出版社为院庆30年，把这书再版了。因这本书曾获得我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这第一本书就像我的第一篇文章一样，又引起了一场轰动。这书刚上市，台湾、香港都报道。特别是香港，那时因为和台湾还不太通，香港很多报纸、杂志都写报道，那时候不讲采访，直接跟出版社要材料就写。后来也引起了海外的注意，普林斯顿大学有个叫周质平的教授，他是搞文学的，也兼作一些历史研究。他注意到了我这本书，写了一个详细的评论，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1987年）。尽管他对我的书有一些不满，有些批评。因为在当时，我不可能把许多事情说得那么开、那么透。但是他说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本实事求是研究胡适的书。到1989年，我又编了一本《胡适年谱》，也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记 者：从这以后，耿先生又出版了《胡适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年）一书，并发表了一系列与胡适相关的论文，还长期担任胡适研究会会长一职，为推动胡适研究深入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次就先谈这些，谢谢耿先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