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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处于激烈反帝制革命之后和艰苦反复辟斗争之中的“民国初年”，是被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忽视的时期。作为中国文史之学从传统向现代嬗变的时期，“民国初年”并非仅仅是无意义的“萧条”和“颓废”，实际上也孕育着现代文史之学确立需要的积极因素：学术研究的观念与范式、学术研究的风气与人才，正在发生“由旧入新”的蜕变；现代、独立、专业的文史学科或辅助学科，开始“无中生有”的建立，并取得一些引人关注的成绩；传统的各种观念逐渐趋于边缘化，从全球视野中观察、定位、塑造、鞭策自己的“世界维度”在学人群体中生成。这些“由旧入新”和“无中生有”的积极因素，为20世纪20年代现代文史之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关注高峰、追逐热点与推崇新颖，是中国前学术史研究的惯常作业方式。在继承这一优点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尝试将目光向低潮、边缘和日常投射。只有如此，我们写出的学术史才会全面可信，才能更有助于当下的学术界寻找自我。 关 键 词：民国初年/中国文史之学/世界维度/学术史研究/新汉学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明德青年学者”项目(13XNJ021)。 作者简介：姜萌，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一、被史学史忽视的“民国初年” 如果说19世纪的欧洲可以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1](P170-171)，那么20世纪的中国被称之为“历史学的世纪”也并不是毫无道理。从政治上看，自甲午惨败，历史学走向前台，成为政治运动必不可少的工具之后[2](P66-75)，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几乎都有历史学的身影；从思想文化上看，不仅从清末开始的历史书写模式更替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冲击影响深远，而且20世纪每次的思想论争或观念解放，历史学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从学术上看，20世纪“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名家辈出，成果丰硕，基本完成了史学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3](P2)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繁荣，也带来了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快速发展。最近几十年来，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每一个重要的史学事件、史学机构、史家，甚至每一部重要的史著，都可以找到专门的研究论著。①但是热闹之中也有寂寥。检视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已有研究可知，有一个时期的史学鲜有人问津，这就是民国初年——从民国政府成立到新文化运动这个阶段。② 此一时期被研究者忽略，大概有四个主要原因。第一，此一时期激荡的政治吸引了太多的关注。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到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这段时间，国体之争、政党之争、派系之争、文化之争这些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事件，此起彼伏，应接不暇。就时人而言，精力、心智皆大多消耗在政治上，譬如具有强烈经邦济世之心的学人，如梁启超、章太炎，皆投身政治洪流之中；就后人而言，对此一时期的关注、研究也主要聚焦在政治事件、思想纷争上。第二，此一时期的确未有显著的学术成果，连民初的知识阶层自己都不满意。彼时既处清末激烈反满、反帝制革命激荡之后，又在政治和思想领域陷入艰苦的反复辟斗争之中，身心疲乏与精神煎熬是彼时学人的普遍状况，学术界的涣散与冷清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可以找到一些当时的直观记载，如：任鸿隽在1914年悲痛地说，在美、英、德、法、日这些国家都可以找到“学界”，而“环顾吾国，则吾大索十日而未尝见也”[4](P44)；1917年7月初，回到上海的胡适，面对中国学术界的毫无生气、成果寥寥，有“放声大哭”的哀痛。[5](P471)第三，与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惯常作业习惯有关。关注学术发展过程中的大事件、显著现象、著名学者与成果，或者追逐学术研究的热点(也包括因时事而引发的热点)，或者学术发展过程中的新颖、创新之处，是当前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惯常作业方式。这一作业方式自然有其道理，但是在关注高峰、追逐热点与推崇新颖之时，学术研究者常常会忽略学术的低潮、边缘和日常。第四，意识形态导致的眼光遮蔽。无论是国民政府时期，还是1949年之后，长期都将袁世凯及北洋军阀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并产生了反动黑暗的政治必然压迫禁锢学术文化发展的僵化认识，而未能很好地开展实证性研究。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中的高峰、热点与新颖之处研究的普遍开展，以及学术史研究对意识形态因素的突破，研究者开始将目光投射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低潮、边缘和日常，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关于“民国初年”，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是文学史方面的成果。例如，通过对民初所谓“旧派”小说家理念的分析，重新评估中国小说在近现代的演变，发掘了一些被遮蔽的现象；[6]在民国初年新知识阶层普遍“精神煎熬”的背景下探讨鲁迅的精神与生活状态，引起了我们对民国初年学人的日常到底是何种情形的关注；[7]此外还有对民国初年文学走向娱乐化的分析等。[8]这些研究对这个时期学术史研究的开展，皆颇具推动和借鉴意义。 相比于文学史研究，民国初年的史学史研究寂寥得多。罗志田、桑兵等研究者虽然曾经将清季民初作为重要的研究时段，其中一些研究对了解民国初年的史学颇具启发，但基本上对民国初年多含混而过。③据笔者所见，目前专门研究民国初年的史学史成果似乎只有陈其泰《民国初年史学领域的新格局》一文④。作者注意到以往的研究对“民国初年”史学领域发生的变化未予以足够重视，并认为民国初年实际已有一个“史学领域的新格局”[9](P75)。遗憾的是，其分析路径主要是通过1917年前后的著名学术成果来倒推出民国初年史学存在着发展的情况，而未在清理民初文史之学发展具体过程的基础上，对其发展情况进行理论概括。此外，将民国初年的史学发展估量为“新格局”，似也存在拔高的嫌疑。 “民国初年”在史学史上究竟有没有地位？怎样相对准确地估量它的地位？一般而言，学术发展的路径有两个，一个是“由旧入新”，一个是“无中生有”。反过来说，这两个路径也是判断一个时期学术史地位的着眼点。本文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正是要通过实证性研究，尽可能回到历史场景之中，对民国初年学术发展的“由旧入新”与“无中生有”进行梳理，并以此研究为基础，对当前大陆学界的学术史、史学史研究有所反思，以促进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史学史研究的认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