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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中生有”：在“世界维度”中探索中国文史研究的现代化 所谓“无中生有”(15)，主要有两个层面的表现：第一层面主要体现在客观层面，即在新学术观念影响下，新学术志向推动下，学术界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现代、专业、独立的文史研究机构或辅助学科的研究机构；第二层面主要体现在主观层面，即学术界、思想界完全摆脱了“天下中心观”的束缚，逐渐形成了从全球视野中观察、定位、塑造、鞭策自己的“世界维度”，意识明确地推动现代文史研究或相关辅助学科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互为表里，促进了中国文史研究的现代化与专业化的艰难起步。 现代而专业的文史研究机构或辅助学科的研究机构之创立，是民国初年学术史最应该关注的现象之一。要了解这一现象，需要从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意识之生成说起。(16)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四部之学”，其实都属于现代观念中的“人文学科”，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人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意识之生产，要晚于自然学科的学科意识。中国知识阶层开始大规模接受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意识，是在清末民初。从“四部之学”走向现代的文史哲学科有两个关键的转换：一是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与1904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等官方文件初步承认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划分(17)；二是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后将经学科合并到文学科，同年10月教育部颁布的《大学令》确立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之学”，1913年1月12日颁布的《大学规程》又明确规定“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并有“大学教授与学生极深研究之所”的“大学院”之设想。[26](P708、722) 毋庸置疑，民国初年基本确立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意识，为现代、专业、独立的文史研究机构“无中生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种学术研究机构最先并不是出现在哲学、文学、史学三门，而是出现在地理学门。(18)1912年章鸿钊在《地学杂志》发表《中华地质调查私议》，提议于实业部设立地质调查所。这一提议虽未实现，但是实业部却于“矿务下设地质科”，并由章鸿钊任科长。民国政府迁北京后，地质科得以保留，并于1913年“改设地质研究所，先由丁文江先生主持”，但此一时期机构隶属变更频繁，人才匮乏，运转不畅，成果稀少。[27]直到1916年11月，在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的努力下，原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有了专任所员、独立预算、特别所址及正式工作者。虽然地质调查所聘请了步达生等外国专家，但它的确一直是一个由中国人领导、以中国人为主体的独立科研机构，并且推动了现代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发展：“不但建立了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并且领导了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成为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研究的中心”[28](P438-439)。 在文史领域，虽然1908年至1910年讨论举办分科大学时就有中国文学门、中国史学门等考虑(19)，但最终只先开设了中国文学门一科。[29]文学门成立后开办效果不佳，“主课教授大半依文顺释，既非提纲挈领，亦非大义微言”，严复在民国初年主掌北大后，乃决定将经科与文科合并，并“拟分哲学、文学、历史、舆地各门”，希望能“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30](P30)但是，三尺之冰，岂能一日融化？直到1914年6月之后，黄侃、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等章太炎弟子陆续到北大任教，文史研究的现代化才逐渐走向正轨[31](P48-49)，并在三年后“无中生有”方面取得了突破——成立北大史学门。1917年6月北京大学史学门成立后，尽管存在“不受重视”、学生不愿就学等问题，毕竟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学院化、专业化、独立化走出了第一步。[32](P372)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史学成为现代大学的一个独立科系，对此后现代史学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是史学的独立意识愈发主动，促使其更快地从传统经史之学或宽泛的文科脱离出来，二是为专业史学研究者的积聚与后续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体制的依托与保障。(20) 随着中国学术现代化的速度加快，学界对现代学术研究的渴望不断加强，建立专门学术研究机构的呼声越来越高，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普遍自觉”。[33](P69-79)在这种情势下，原本就有意“与欧美抗衡”的蔡元培在1921年11月28日提出建立“为毕业生继续研究专门学术之所”——北京大学研究所的设想。[34](P134)这一提议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响应和支持，国学门在1922年初率先成立，使中国文史研究具备了一个集开展学术研究、专门人才培养、材料信息收集、学术研究成果发布为一体的现代机构，令中国学者联合起来开展高深的专业研究成为可能，为中国学者与西方汉学界竞胜提供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平台。 “无中生有”的另一个表现主要体现在主观层面，那就是中国学人已经逐渐形成了从全球视野观察、定位、塑造、鞭策自己的“世界维度”。甲午惨败之后，中国人在发现世界的同时，也试图重新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但彼时的中国学人充其量是将西方、日本学术当做一个学习、模仿的对象，而不是要与之竞胜的“他者”。换言之，清末的学人虽然已经放眼世界，但还未构建一个置身其中的“世界维度”。民国肇建之后，中国学人逐渐形成了从世界范畴观察中国学术的眼光，并且在这种“世界维度”的审视下，开始酝酿学者独有的国族情怀——用学术研究融入世界、用学术研究为国争光。1913年，再度到欧洲游学的蔡元培注意到了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差距，指出中国学术界要“急取而直追”[35](P338)。在此观念引导下，“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学人已经清晰地表达出要从“世界维度”寻找与重塑“自我”的意愿。新潮社的青年们向全体国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同人等以为国人所宜最先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级？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趋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持此四者刻刻在心，然后可云对于本国学术之地位有自觉心，然后可以渐渐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也。[36](P1-2) 不独新潮社的青年们从此“世界维度”出发，慨然以“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为重大责任，就是一些“功成名就”的中青年学者也有类似的思考。马叙伦1920年就因顾虑“吾国固有之学术”的“混沌絮乱”会引起欧美学者的误解与轻视，提倡“取乾嘉诸老之成法，而益以科学之方法，更得科学之补助”[37]的研究。(21)胡适在1920年因内藤湖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备感惭愧而要为章实斋重新编写年谱[38](P1)，两年后和日本学者今关寿麿谈话时指出，“日本人史学上的大进步大部分都是西洋学术的影响”，中国学人要“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39](P772)。沈兼士也指出发展国学门是要“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22)[40](P561)，而陈垣更是产生了“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41]这样具有浓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想法。简而言之，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史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力的意识——与西方汉学竞胜，正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世界维度”之具体表现。 从宏观角度来比较中国传统学术与中国现代文史学术发展的轨迹，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前者犹如黄河，主色调基本不变，上半段激流奔腾，但中后段渐趋平稳；而起源于晚清的中国现代文史学术，则如一段波浪线，随着时势这个轴上下波动，曲折前行。甲午惨败之后，朝野内外对现代学术文化的肯定与支持使其迅速走向中心，高速发展，但当清末政治活动趋于活跃之后，学人或为利禄饵诱远离学术[42](P98)，或直接投身政治运动以改造中国(23)，中国文史学术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便走向低落。这次低潮持续了七八年，直到袁世凯帝制复辟失败后，才明显地呈现出元气恢复的新气象：学术研究的人才与取向等方面“由旧入新”的速度加快，现代专业学术研究机构也“无中生有”的出现，中国学人逐渐形成了从全球视野中观察自己、定位自己、塑造自己、鞭策自己的“世界维度”。进入20世纪20年代，文史研究已经不再是“文儒老病消愁送日之具”[43](P270)，而是肩负着国家富强与荣光使命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通过对民国成立后数年间中国文史学术发展情况的以上分析，我们才可以在学术发展脉络上理解“新汉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异军突起，才能让我们明白，学术发展的低潮在学术史上也有价值。以往的中国学术史研究，惯常路径是关注高峰、追逐热点、推崇新颖，而对于低潮、边缘与日常关注的不多，甚至是漠视。但是这种惯常的作业方式存在严重问题：一方面对高峰与热点的研究成筐累箧，使很多人有题无剩意之叹，而学术发展的低潮、边缘与日常却少人问津；另一方面是对低潮、边缘与日常的忽视，使人不能对高峰与热点给出深刻透彻之解释，对学术史的认识被割裂成一个个孤立的人与事。实际上，就以本文研究的时段而言，仍有颇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比如民国初年学术文化界人士在革命之后的心灵疲乏，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到底怎样(24)？比如此一时期政治文化体制/机制革命与知识变革是怎样互动的(25)？当然，这些问题的研究，对研究者的功力与识见要求更高：更多学科的知识、更多的资料、更广阔的视野、更细密的思考。一言以蔽之，眼光投向低潮、边缘和日常，并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借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方法或理论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或许是此后学术史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之一。也唯有如此，我们写出的学术史才会全面可信，才能更有助于当下的学术界寻找自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