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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旧入新”：中国文史之学传统与现代的铆接 顾颉刚在1919年1月指出： 吾从前以为，近三十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界是易旧为新的时期；是用欧变华的时期。但现在看来，实不尽然。第一，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动。无论如何见得突兀，既然你思想里能够容纳，这容纳的根源，就是已在意识界伏着。这伏着的东西，便是旧的；容纳的东西，便是新的。新的呈现，定然为旧的汲引而出；断不会凭空无因而至。所以说“由旧趋新”则可，说“易旧为新”则不可。[10](P302) 在顾氏看来，由甲午惨败开启的中国学术现代化运动，从性质上而言是“由旧入新”，而不是“易旧为新”。这种认识在20世纪20年代的学术界，已经逐渐显现为一种共识性认识。⑤ 顾颉刚等亲历者的感受，主要是对“清末民初”学术发展整体情况发言，具体到“民国初年”，情况怎样呢？笔者以为，中国文史之学，“由旧入新”的蜕变在民国初年开始从多个层面显现：在学术研究层面，王国维、陈垣等人率先在继承乾嘉汉学遗产的基础上，更新了方法，扩大了视野，开拓了领域，为中国文史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化打开了新路；在学人层面，时势的变易和代际的转换使原本占据学界中心地位的传统学人，如沈曾植、缪荃孙等逐渐边缘化，而接受了现代学术训练和影响的学人，如王国维、陈垣、胡适等不仅在民国初年登上学坛，且迅速走向中心；在学术研究客观条件方面，蔡元培等有现代思想的学人执掌了北大等机构，对曾经充满腐败堕落气息的大学进行改造，为延揽现代学人、创设现代学术机构提供了可凭借的基础。 民国初年文史之学“由旧入新”的第一个重要面向是学术研究范式的“由旧入新”。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清末时期就试图融汇西方现代学科知识对传统文史之学进行现代转化，但他们深受传统学术浸润而西学素养不足，多采取以中学附会西学的路径改造中国传统学术，不仅未能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现代化，反而加剧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存亡危机。[11](P95-99)⑥就梁、章等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观念而言，他们所长在评判传统学术，至于带领中国文史研究实现“由旧入新”关键转换实非所能。具备此种能力之学人，不仅要熟知传统学术，亦要有相当的西方现代学术素养。直到民国初年，才出现了王国维等几位满足此条件的学者。⑦王国维早年接受了西方物理学、哲学、教育学的训练和熏陶[12](P3)，1911年开始潜心经史研究，在学术观念上冲破“中西”、“新旧”、“有用无用”的束缚[13](P129)，和日本、法国汉学界建立了联系，对西方现代学术研究方法的理解越来越深，并尝试“把它利用来研究中国的学问”[14](P344-345)。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王国维注意到出土文献的价值，尝试运用地下出土文献与传统文献互证来进行经史研究⑧，先后撰写了《明堂庙寝通考》、《流沙坠简》、《毛公鼎考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对中国文史研究的“由旧入新”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⑨从学术发展谱系来说，王国维将出土文献与传统典籍互证的“二重证明法”，是在乾嘉汉学基础上开拓出来的新观念与方法，使中国传统典籍、传统学术与现代考古学、文字学、语言学铆合，初步实现了从传统汉学向新汉学的转变⑩，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史研究路径的形成，对正在成长中的学界后进，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1) 如果说作为新汉学开山的王国维(12)是在观念、方法、视野和辅助学科等方面为中国文史研究“由旧入新”做出重要贡献的话，那么陈垣的贡献主要是为新汉学在宗教史领域实现了大的突破。与王国维相似，陈垣早年对西方现代学术有所接触，并“接受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严格训练”，这为他能够促进中国文史研究现代化转化打下基础。[15](P61)从1915年开始，陈垣就倾注心力对《四库全书》进行认真研究[16](P65-66)，并于1917年撰写出版了《元也里可温考》，获得了中外学术界的重视。(13)此后又在数年间撰写发表了《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著名论文，不仅使现代宗教史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而且也使其成为一个可与欧美日本汉学界切磋、竞胜的领域。 “由旧入新”的第二个重要面向是接受了西方现代学术训练的新一代学人在1920年前后陆续登上中国学术舞台，并迅速进入中心。民国初期十年间学人“由旧入新”的方式主要有三个层次：首先是清末在日本接受现代学术熏陶的学人逐渐抢占了传统学人的职位，最主要的表现是章门弟子在北大替代了桐城派学人[17]；其次是民初从东西洋留学归来的学人进入学术机构，如王桐龄(1912年)、陆懋德(1914年)、胡适(1917年)、何炳松(1917年)、陈衡哲(1920年)、凌达扬(1920年)等；最后是在国内大学受到现代西方思想学术影响的青年学子进入学林，如顾颉刚、毛子水、傅斯年等。学人“由旧入新”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胡适。1917年7月初，在回国途径横滨时，胡适读到桑原骘藏《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中有“所谓科学的方法，并不仅可应用于西洋学问，中国及日本之学问亦非藉此不可”[18](P40)等观点。胡适认为此文“大旨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19](P614)。带着蓬勃雄心和明确的启示，又受到糟糕现实的刺激，胡适乃以“平等的眼光”、“怀疑的精神”、“批判的态度”等犀利工具冲破了“中体西用”思想格局的束缚，并以《中国哲学史大纲》等论著为媒介，在中国哲学史、文学史等方面建立了让新旧学人都可以接受、借鉴、操作的“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新汉学，年纪轻轻就一跃成为学界的中心人物之一。[20](P157-232)如果说王国维、陈垣更多的依托中国传统学术资源来推动中国文史之学“由旧入新”的话，那么胡适应被视为是依托西方现代学术的观念与方法，为中国经学与子学研究开创了新方向，并唤起了学界探寻现代学术研究方法论的自觉。[21] 第三个层面的“由旧入新”主要是学术机构的改造。1920年前后，接受西方现代学术训练的学人在中国各大学逐渐成为重要力量后，开始着手整顿改造这些机构，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兴起注入一股动力。在这个浪潮中，以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最早也最有影响。(14)北大虽然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但创建后并没有形成学术研究的风气，学生意在混文凭谋做官，老师教学也不用心认真。[22](P350)蔡元培在1917年1月正式就任校长后，决心革除这种腐败沉闷，以“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为指导观念选聘教师，改良讲义，添购书籍，联络各界，鼓励学术研究[23](P2-5)，并争取经费，每年派出几十名留学生到美国留学，以培养可“与欧美抗衡”的学术人才。[24] 学术机构的“由旧入新”可以说是学术观念与学人“由旧入新”的结果，又反过来加速了学术观念与学人的“由旧入新”，甚至“无中生有”：正是有了蔡元培对北大的现代化改造，胡适、李大钊等一批学者才可能逐渐聚集到北大，成立了史学门、国学门等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顾颉刚、傅斯年、毛子水等有志于学术研究的青年学生才会受到鼓舞，创立了旨在“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的“新潮社”。[25](P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