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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王汎森教授曾说：“近代中国重要的史家、历史著作、史学流派，或历史机构，几乎都有人研究了，以至于许多人感到好像在这个领域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着手之处。”参见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②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第一个关注的重要时期是清末“新史学运动”时期，此处不需赘言。第二个时期是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汪荣祖曾说：“民国史学之成立，须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之后。”参见汪荣祖：《五四与民国史学之发展》，载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22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张越将1915-1927年视为“五四时期”，并认为此时期“是中国现代史学初步建立的时期”。参见张越：《新旧中西之间——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13-16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以此可知，民国成立后至新文化运动之间这段时间，常被忽略。 ③比如罗志田在《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等论著中，对“清季民初”史学裂变中“历史眼光”、学术认识论等方面的变化之探讨，对于了解民初的史学有一定价值；桑兵在《民国学界的老辈》等论著中对被遮蔽的民国学术现象之发掘，使人意识到民国学术还存在其他面向。 ④其实，张越《新旧中西之间——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一书是较早梳理、研究“民国初年”的重要成果，对此一时期的史学发展情况梳理得颇为清晰，亦给予较高肯定，但其明确将时间界定为1915-1927年间，与本文的时段划分取向不同。 ⑤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多篇学术评论文章都流露出类似观点。参见抗父：《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载《东方杂志》，1922，19(3)；胡朴安：《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载《民国日报·国学周刊》，1923-10-10；甘蛰仙：《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蠡测》，载《东方杂志》，1924，21(纪念号)。 ⑥另可参见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等文，及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等研究。 ⑦张广达先生对王国维为何能在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中起到关键作用，及其贡献与不足有专门研究，如《王国维的西学与国学》、《王国维在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中的贡献》等论著，颇有价值。 ⑧乔治忠先生指出王国维在1913年已经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参见乔治忠：《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更准确地说，王国维1913年提出的是“二重证明法”，参见李锐：《“二重证据法”的界定及规则探析》，载《历史研究》，2012(4)。 ⑨汪荣祖说：“王氏之学已由旧入新，其治学之兴趣虽遍及经学、金石、小学与文学，但渐归宿于古史；治经与识字之主旨，乃在推证古史。”参见汪荣祖：《五四与民国史学之发展》，载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228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 ⑩1914年，王国维就特别表彰程瑶田“据实物以考古籍”这种“于戴氏之外，自辟蹊径”的治学路径，参见王国维：《东山杂记》，谢维扬、房鑫亮编：《王国维全集》，第3卷，380-38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王国维自认其研究是在传统学术基础上的“新研究”，参见抗父：《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载《东方杂志》，1922，19(3)。关于《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作者的问题学界有争议，笔者采用系王国维的观点。参见侯书勇：《〈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作者考辨——兼论其学术史意义》，载《齐鲁学刊》，2012(3)。 (11)张广达先生认为，王国维的“许多考证绵密、精心结撰的论文旨在遍检证据以达致综合判断，实际上起了转换范式的作用”，参见张广达：《王国维的西学和国学》，载《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3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傅斯年认为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实在是近年汉学中最大的贡献之一”，并将王国维视为治学榜样，参见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311页，载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2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王国维对傅斯年学术研究之影响，王汎森的《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收入《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一书)一文有较细密的分析。顾颉刚直到1922年4月24日还因敬佩王国维“以新法驭古学”而希望拜王氏为师，参见顾颉刚：《致王国维·一》，载《顾颉刚书信集》，第2卷，10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12)郭沫若认为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参见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载《历史人物》，2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实际上，无论是从王国维继承程瑶田、钱大昕等人汉学路径的意愿而言，还是从郭沫若表彰王国维学术贡献的着眼点来看，称其为新汉学的开山可能更符合王氏的意愿，亦更符合事实。 (13)马相伯、英敛之于此文的“叙”与“跋”中都高度评价这一研究的贡献。陈垣同年在日本宣读此文，引起了日本学界注意。陈垣在日本期间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拙著《也里可温》，此间学者，颇表欢迎，将引起此邦学界之注意。”参见陈垣：《致慕元甫》[1917年12月8日]，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3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另可参见牛润珍：《陈垣与20世纪中国新考据学》，载《史学史研究》，2000(4)。 (14)除北京大学外，还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称东南大学)、清华学堂等，限于篇幅，此处不展开论述。南高的情形可参见高恒文：《东南大学与“学衡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张雪蓉：《美国影响与中国大学变革(1915-1927)——以国立东南大学为研究中心》，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清华学堂的情形可参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5)“无中生有”一词受到了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一文的影响。参见杜正胜、王汎森编：《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相较于史语所，地质调查所、北大史学门、国学门等机构创建更早，创建时期环境也更恶劣，既缺资金又少经验，似乎更宜谓之“无中生有”。 (16)参见左玉河：《西学移植与中国现代学术门类的初建》，载《史学月刊》，2001(4)；《现代学科体系关照下之经学定位》，载《江海学刊》，2007(3)；贺昌盛：《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从“词章”到“美术”再到“文学”》，载《学术月刊》，2007(7)。 (17)但是将“经学”独立成一科，仍然可以看到传统观念意识的强烈影响，而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等批评意见则显示了现代学科观念的影响亦不小。 (18)1913年的《大学规程》规定地理学门包括“地理研究法”、“中国地理”、“世界各国地理”、“历史地理学”、“海洋学”、“博物学”、“殖民学及殖民史”、“人类及人种学”、“统计学”、“测地绘图学”、“地文学概论”、“地质学”、“史学概论”等科目。 (19)参见《分科大学牌示》，载《教育杂志》，1909，1(2)；《分科大学先办经文两科》，载《大同报》，1909，11(16)等。 (20)关于北大史学门的情况，可参见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尚小明：《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1)《北京大学日刊》未标作者，但《新教育》第3卷第4期(1921年)所载《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划》标“马叙伦拟”。对勘可知二者系同一文。 (22)《国学季刊》未标作者，对勘《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一书收录的《筹划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建议书》可知，两文实系一文。 (23)梁启超最有代表性，他在1906年和革命派论战后，便很少撰写学术作品(这一时期仅有1908年的《王荆公》和1909年的《管子传》可算学术性论著)，进入民国后由于希望借助袁世凯实践开明专制，更是直接投身政治，直到1917年后才逐渐回归学术。章太炎1909年因《民报》被禁等事导致政治活动受阻而讲学，在1910年撰成《新方言》、《国故论衡》后，旋因辛亥革命爆发再次投身政治活动，后又醉心联省自治。读《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可感知章太炎此一阶段政治兴趣之浓烈。除梁、章外，严复等中国学术文化现代化萌生阶段的重要学人大多皆被现实政治消耗了很多精力。 (24)周明之曾指出，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出现了“一种对政治的退缩和对所谓文化运动的迷恋”。参见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24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对这一论断，目前还缺少检验性的实证性研究。 (25)王汎森认为，只有支撑传统价值体系的君主制、儒家礼仪、经典教育、科举制和法律制度全部崩溃之后，“知识界的革命才真正开始”，参见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这个论断颇具有展开研究之价值。 参考文献： [1]张广智：《西方史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姜萌：《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3]王学典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00-1949)》，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4]任鸿隽：《建立学界论》，载《留美学生季报》，1914，1(2)。 [5]胡适：《归国杂感》，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黄霖：《民国初年“旧派”小说家的声音》，载《文学评论》，2010(5)。 [7]刘克敌：《“无事可做”的“鲁迅”与“忙忙碌碌”的“周树人”——从日记看民国初年鲁迅的日常生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3)。 [8]郝庆军：《从文学期刊的繁荣看民国初年文学的娱乐化倾向》，载《东岳论丛》，2012(10)。 [9]陈其泰：《民国初年史学领域的新格局》，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8)。 [10]顾颉刚：《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载中国哲学编辑部编：《中国哲学》，第1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1][4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2]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谢维扬、房鑫亮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13]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载谢维扬、房鑫亮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14]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载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15]陈智超：《史学家陈垣传略》，载《晋阳学刊》，1980(2)。 [16]刘乃和等：《陈垣年谱配图长编》，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17]王天根：《五四前后北大学术纷争与胡适“整理国故”缘起》，载《近代史研究》，2009(2)。 [18]桑原骘藏：《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载《新青年》，1917，3(3)。 [19]胡适：《归国记》，载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20]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1]姜萌：《现代史学视野下的胡适——从唐德刚相关言论出发的讨论》，载《文史哲》，2012(4)。 [22]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 [23]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24]蔡元培：《本校派生留学近闻》，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05-01。 [25][36]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载《新潮》，1919，1(1)。 [26]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27]杨钟健：《中国地质事业之萌芽——地质调查所创办三十年史要第一章》，载《地质评论》，1947，12(1/2)。 [28]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9]《学部奏办京师分科大学并现办大概情形折》，载《预备立宪公会报》，1910，2(24)。 [30]严复：《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贴》，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912-193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1]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32]沈兼士：《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之趋势》，载葛信益、启功整理：《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33]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34]蔡元培：《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 [35]蔡元培：《学风杂志发刊词》，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 [37]马叙伦：《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划书》，载《北京大学日刊》，1920-10-20。 [38]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 [3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40]沈兼士：《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计划书》，载《国学季刊》，1923，1(3)。 [41]姜萌：《陈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考》，载《东岳论丛》，2014(3)。 （原文刊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