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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刘凤翥先生给我讲课用的教材是《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5年版）的书稿。因此，这部书稿我读过多遍。刘先生撰写此书的缘起，当发端于50多年之前他与翦伯赞先生的一段谈话。 1962年，刘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考取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东北古代民族史（实际是辽金史专业）的研究生，师从陈述先生。9月的一个晚上，刘先生去燕东园28号时任北大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家辞行。翦老以他那历史学家的高瞻远瞩和对晚辈的关怀，建议刘先生去民族研究所后务必学一门或两门诸如契丹文字、女真文字、西夏文字之类的少数民族古文字，并且语重心长地说：“学了民族古文字，对你今后研究民族历史大有用处，说不定会使你终生受用无穷。” 翦老的“终生受用无穷”六字嘱咐深深打动了刘先生。他从此下定决心，一定要按着翦老嘱咐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他在研究生的学习之余，开始注意收集有关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资料，凡见有中外书刊上这方面的文章，都逐字逐句地全文抄录。数年之间，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资料各积累了一大袋子。 在“五七干校”期间，刘先生一有机会就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资料，读着读着，就发现罗福成对《郎君行记》中契丹小字“奉皇命”的释文有误。又经过反复研究，他终于释出了《郎君行记》的人名“黄应期”、汉语借词官名“尚书职方郎中”、地名“唐乾陵”。刘先生对契丹小字的研究，此时如同在跑道上向前滑行的飞机即将起飞。 1972年8月，学部“五七干校”撤销，全部人员返回北京。刘先生经常去图书馆继续收集和抄录契丹文字资料，书刊上的有关资料被他罗致殆尽。他还把收集到的资料分类编辑，油印散发给同行。1973年至1974年的两年间，共油印散发了六本契丹文字资料，收到良好效果。与此同时，内蒙古大学副校长清格尔泰也在收集契丹文字资料，并着手搭建研究团队。接触到刘先生的油印本之后，觉得刘先生的研究路子正确，是首选的合作对象。通过两个单位的协商，在1975年成立了以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麟和邢复礼为成员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契丹文字研究小组”。从此，刘先生走上了职业研究契丹文字的道路。 做研究必须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契丹文字的资料都是陆续出土的金石资料，收集这些资料必须拓制。刘先生在北大读书时，曾向向达学习过拓碑技术。为了能拓好契丹文字碑刻，刘先生又登门去金石专家罗福颐家中请教拓碑技术。但当他去保定拓制契丹小字《萧仲恭墓志铭》时，发现自己的拓碑技术仍不到位，于是又向河北省博物馆的拓碑行家张学攷学习拓碑技术。经过虚心学习和自己揣摩与反复实践，刘先生终于熟练地掌握了技术。这使他的研究工作如虎添翼。数十年间，他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魄力不间断地去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和陕西省的一些文博单位拓制契丹文字碑刻。即使退休之后，他依然乐此不疲，还经常自费去拓制新出土的契丹文字碑刻。这些资料为他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