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蒙古国时期的盐税和“盐券” 《元史·食货志》盐法部分开宗明义提出，太宗二年(1230年)“始行盐法，每盐一引重四百斤”⑧。有学者据此引申为从这一年起“蒙古国开始施行盐引法”⑨。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从大蒙古国开始征收盐课到至元年间盐引制度的定型，中间经历了很长的调整过程。 说太宗二年“始行盐法”，是因为这一年由耶律楚材推动设立了“十路征收课税所”。文献记载，当时有蒙古人提出“汉人无补于国，不若尽去之以为牧地”，耶律楚材表示：“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在利益面前，窝阔台同意耶律楚材试行，于是“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⑩。但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盐税，指的是州县官府直接向民众出售食盐的收入，与后来盐引制度下盐运司通商卖引办课并不一样。太宗十年(1238年)，杨奂任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按行境内，亲问盐务月课几何、难易若何。有以增额言者，奂责之曰：‘剥下欺上，汝欲我为之耶。’即减元额四之一，公私便之”(11)。显然，这里的“盐务月课”是州县官吏直接办理的。 宪宗时期(1251-1259年)，刘秉忠向忽必烈进言说： 移剌中丞拘榷盐铁诸产、商贾酒醋货殖诸事，以定宣课，虽使从实恢办，不足亦取于民，拖兑不办，已不为轻。奥鲁合蛮奏请，于旧额加倍榷之，往往科取民间。科榷并行，民无所措手足(12)。 这里无论“拘榷”还是“科取”，都是由地方州县官主导，区别只在于前者由官府发卖，后者如税收一般科派。又，《国朝文类》说，“国初，以酒醋、盐税、河泊、金、银、铁冶，取课于民，岁定白银万锭，六色均办之”(13)，也是把盐税和酒醋、河泊等并列为直接“取课于民”的税种。 当然，在大蒙古国时期，也存在作为食盐贩售之凭证的各种“盐券”，但它与后来户部统一印发的“盐引”尚有很大距离。据荣祐神道碑记载，课税所设立之后，清、沧食盐的发卖长期是由州县负责雇车搬运。由于耗费地方财力，才改由商旅向官府纳钞、持券赴盐场关盐发卖的办法。 太宗即位三年辛卯，肇置征收课税所，河北东西道辟(荣兴)为沧盐办课官……(荣淮)都转运副使，自沧盐利民场为司判、副使、清盐使，至以承务郎为今官。终始盐官，故悉其弊。盖是司惟榷鹾利，煮海为之，灶则不一其所，赋车(州)(14)县，发轫自灶，远或数百里……一遇霖潦，留陷泞淖，毙牛败车，蹄轮填道。策于中书，愿募商旅，纳估于官，持券即取诸灶，岁省车直为缗三十余万。今著为令(15)。 既然“募商旅”的办法出自一位基层地方官的建议，说明当时不会存在统一的招商卖引的制度，这里的“券”应当不是由“中书”(16)统一发行的。到神道碑写成的至元后期，盐运司通商卖引的制度已经完善，才有“今著为令”之说。 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受京兆封地，“命(汪德臣)置行部于巩，设漕司于沔，造楮币、给盐引，以通商贩，以贮军储”(17)。同一件事，《元史》记载说，忽必烈“奏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需”(18)，并设“从宜府”于京兆，“以[李]德辉与孛得乃为使……募民入粟绵竹，散钱币，给盐券为直”(19)。虽然两则记载稍有歧异，但无论如何这里的“盐引”或“盐券”都不是全国性的统一凭证。可见，在元朝建立以前，虽然盐课收入已经受到蒙古统治者的重视，但直至宪宗时期还不存在全国统一的盐引制度。 (责任编辑：admin) |